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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
胡佛為國內資深政治學者，現任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國立台灣大學法律學系畢業，美國愛摩瑞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主修憲法學及政府學。曾獲美國學術 團體聯合會的學人獎助，在美國耶魯大學政治研究所擔任訪問學人，研究憲法學及政治行為學。其後亦在美國芝加哥大學及哥倫比亞大學擔任訪問學人。長年以來， 從事教學及學術工作，研究領域包括憲法學、政治文化、政治參與、選舉行為及政治變遷。其間曾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第一屆傑出研究獎，並出任國立台灣大學 第一屆連震東法政講座教授。著有專書十餘種，學術論文120餘篇。
前言：
拜讀胡佛大師之著，感觸良多，大凡華人民主化的過程，參雜太多的民族意識，形成狹隘的國際思維，而帝制臣屬觀念作祟，會使得政治野心家得以趁亂崛起，漢民族依附強權的主奴思想，造成中國民主化過程的結局，就是一場混亂與浩劫。
現在馬騜執政，要去台灣化，以鞏固外省菁英組成的領導核心為目標，身為哈佛博士，依循中國君、臣、奴、婢的背景，其冀圖送斷台灣民主，急於投降中國的動向，非常清楚，其原因主要在於，馬騜等人的心中只有以中華民族為尊，沒有台灣人民自決的民主內涵。
這種為了政治利益，輕易出賣國人，是孫文建國時期，不斷遭遇到的問題，中國民主建國一再失敗，其來有自。
台灣人，除了依靠選舉，須能記住歷史教訓。
由我們以往的研究還可以發現，教育程度高的，他們的民主價值傾向也高，而以大專程度以上最強；反之，不識字的，則民主價值愈低。由個人經濟社會地位來看， 居中上地位的，民主價值觀念最高；處於最上或中上以下地位的，反弱。以收入的情況來看，也以中上收入的人，民主價值比較高。由職業性質來看，以學術界的 人、工程師、自由商人的民主價值高，一般工農則較低。我們剛才所談到一些價值觀念，在用到參與行動的觀察時，情況又比較不一樣。我們將參與概念架構也作了 一些改變，重列了一些參與的指標，我們的發現是，有「主權在民」思想的人，參與的程度便比較高，其他的民主價值，如自由權等則影響不大。至於收入、社會等 等因素，經實證的研究，與政治參與的關係也不太明顯，所以我們單看參與行動，除掉經濟與工業化的原因之外，還有其他的原因存在其間。民主政治本身是一個原 因，地域觀念也可能是一個原因。
胡佛，2004，“科技精神與民主政治＂，《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159。
在南韓與臺灣內部鞏固民主的過程中，分裂國家的現況也造成了許多潛在的嚴苛挑戰。首先在國家結構上便造成了一種模糊性。 任何一個政治實體中，只要在內部出現國家認同與國土結構的激烈衝突與爭議。其民主體制便無法鞏固(Linz and Stepan 1993:10-11)。前南斯拉夫出現的混亂局勢與屠殺便是一個明證。「國家定位」的議題，也使得兩國內部無法就憲政體制的發展達成共識。一個避開此種 爭議的可行辦法，是藉由國際間的多邊承認，以及與敵對政權之間的相互協定，將兩國當前的國家分裂情勢，予以法制化；而此一辦法是否能夠達成，將對國內的民 主發展前景產生深遠的影響。
此外，由於國防安全上的顧慮，長期以來，南韓與臺灣均以軍事與安全體制主導行政體制的運行。來自敵對政權的長期軍事威脅，以及國內由共產黨支持的暴動，為 兩國提供了一個合理化的基礎，使得以維持一個龐大的軍事安全體制，並可藉此干預行政事務。兩國社會由於深具此項軍事化特質，因而為威權政體創造了有力的政 治環境，且為了維護國家內外的安全，「新專業化主義」(new professionalism)的需求，更賦予軍隊一個樞紐性的角色(Stepan 1971)。 正如同拉丁美洲國家的先例一樣，如何去除掉南韓與臺灣內軍事安全體制的政治性色彩，將是成功鞏固兩國民主體制的最主要挑戰。如若無法除去軍安體制在憲政制度上的特權地位，並根本重整軍事與行政部門間的編制關係，所謂的新民主是無法鞏固的。
為了實際釐清分裂國家的眾多遺緒，以及相關的地緣政治形勢對兩國政體轉型的影響，我們將採行一種過程導向的實證分析，在以下兩節，本文將分別詳細檢視南韓 與臺灣在政體轉型歷程中，國內外行為者複雜的互動模式。本文並將指出，雖然臺灣與南韓在國際體系中，有著相同的處境，但是由於兩個分裂國家的形成原因根本 地不同，故而與南韓的轉型經歷相較之下，分裂國家的現況，對於臺灣的民主轉型努力，產生了更強的抑制效果。同樣地，冷戰結束後所引發的政策性混亂，也對兩 國的政體轉型，發揮了絕然不同的影響。
胡佛，2004，“台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中的國際面向分析＂，《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p.172-173。
美國為了「方便行事」，扶持許多國家的「軍頭」「軍閥」，成為其對抗「共產黨」的打手。忽略附庸國眾軍頭、打壓人民、專制獨裁的行為，是一大失策，台灣的228大屠殺、白色恐怖，韓國的光州屠殺事件，美國必須負責任。
雖然南韓的民主成就，在本質上並非是由雷根政府與美國國會雙重壓力所指揮得出，但此種壓力卻有力地迫使全斗煥作出妥協。 美 國此次所以堅定支持南韓的民主政革，主要是基於兩個理由：第一，支持南韓的民主改革可以消弭廣大南韓人民心中，因為光州事件、美國對全斗煥政權的扶持，以 及美韓雙邊貿易摩擦所產生的反美情緒。第二，美國的外交政策也正進行一場深遠的變革，菲律賓馬可仕政權的敗亡，給予美國一個深切的警惕。美國終於認知到，以維持現狀之名而盲目支持一個貪污的威權政體，對於美國的實質國家利益，未必有益。雖然南韓的政治情勢不同於菲律賓，但道理仍是相通的。
如果說美方的壓力有效地抵制了全斗煥對民主開放的抗衡，則1988年漢城國際奧運會所引發的政治效應，則對執政當局中的強硬派，構成另一個重要限制因素。 全斗煥政權一直認為，主辦1988年漢城奧運會，乃是其最偉大的外交成果之一。但是1987年後，各地發生的民眾示威衝突，卻反使全斗煥政權陷入困境。倘 若全斗煥政府以強制性的措施，平息民主運動，將嚴重地損及全斗煥政權在國內外的形象，從而引發國際間抵制參與奧運的可能性，這是全斗煥政權最不願見到的情 況。因此對於全斗煥而言，妥協安撫國內的政局，乃是其最明智的選擇。如果全斗煥僅為了尋求眼前的勝利，而採行軍事措施鎮壓民主運動，無疑將危及其政權的永 久存續。
正當軍事安全情勢、美國壓力、以及漢城奧運所帶來的強大政治效應，有力地防止南韓執政當局強勢鎮壓民主運動之時，來自國外的資訊與理念則從社會底層結構根 本地改變政治社會化的模式，並且形塑出另一股政治壓力。事實上，南韓也趕上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其中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南韓人民已經逐漸認知到南韓政經領域 的失調。南韓的經濟雖有成就，但政治體制上卻是處處缺失。從1980年代中期開始，南韓無疑地已經是中等收入國家中的佼佼者，但是民主發展的步調卻未能迎 合經濟上的成長，南韓成為一個「經濟先進，政治落後」的國家。腐化已極的國家形象，終於點燃了人民企圖改革的怒火。這主要是因為南韓人民雖然在經濟領域已 經超越北韓，但他們更期盼在政治體制上也能較北韓先進，從而彰顯出南北韓在國家形象上的優劣歧異。透過南韓民眾的政治自覺，特別是中產階級，化被動為主動 地支持南韓的民主化，南韓人民終於證明了南韓政府的確較北韓更具有正當性基礎。
胡佛，2004，“台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中的國際面向分析＂，《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p.175-176。
儘管反對運動在1979年高雄美麗島事件中遭逢打擊，但是1980年代初期時，「黨外」的領袖們依然堅定而審慎地逐步籌組準政黨性聯盟。為了防範反對運動 所可能帶來的政權危機，前任總統蔣經國則以一連串的政治改革，因應「黨外」的發展。在蔣經國的最後生涯中，他一手平息了黨內保守派的反對聲浪，將某些強硬 派人士調離重要職位，加速進行政治自由化，以及任命一個改革派的臺灣人─李登輝，作為其繼承人。除了政治自由化的措施之外，國民黨並亦開始檢討其大陸政 策，由此運作出一套新的政策機制，為未來的政體轉型加諸了更多的外在限制。
蔣經國在1988年1月過世，他的死亡加速了國民黨威權體制的崩解。而繼任的李登輝總統，則決定繼續進行政治改革，他更試圖跳脫出蔣氏的觀點，嘗試在新的 政治基礎上重新鞏固國民黨的政權。在這個政體轉型的過程之中，許多黨外或民主進步黨的領袖們，將人民的族群認同議題及臺灣自決的原則，直接納入民主化的改 革目標(Hu and Chu 1992)。1980年代後期，隨著政治環境的愈見開放，民進黨內部的激進派人士即不斷地鼓吹民進黨應堅守臺灣獨立的立場；而新世界秩序的建立，也促使臺 灣獨立的訴求獲得了更多群眾的支持。
胡佛，2004，“台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中的國際面向分析＂，《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184。 （未完待續，撰於2010/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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