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變遷與民主化－我讀我見（2）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0/08/19, Thursday

（photo source: 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美國把台灣的地位懸空、未定，台灣建國是活棋、死棋，依靠美國、中國的角力點，其中有一最大的衰棋，在於台灣人未能整合全民意識，把ROC推翻，重新建立新憲。 李登輝在1993年初決意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則是在外交政策目標上首度獲致民進黨的認同。從而在兩黨領導階層之間發展出一套新的政治合作模式。 民進黨之所以積極地推動臺灣加入聯合國的原因，不只是因為就長遠的眼光來看，聯合國的會籍可以多邊承認的方式，永久地確保臺灣的政治自主性與領土上的安全，更因為申請案的本身即足以作為一個獨立建國的起點，從而彙集國人的忠誠與信心，並向國際社會傳達臺灣獨立的強烈意願。 然而中國大陸內部的政治現況卻是變化多端。長期以來晦暗不明的繼承危機，以及對於西方國家陰謀分化中國的疑懼，都促使北京的領導階層對臺灣問題必需採取強 硬的立場。故而，當國民黨的領導高層正在沾沾自喜於成功地縮小與民進黨在意識形態上的差距時，北京方面卻更加地懷疑，認定臺北高層乃是意圖以隱祕而迂迴的 方式，達成獨立的目標。因此，臺灣申請加入聯合國的舉動，更是深深地使北京方面為之警戒。中共認為臺灣明目張膽地企圖加入聯合國乃是一向尋求正式獨立的準 備步驟。因此 中共也採行了一個三方面並進的策略以為回應：外交上封鎖臺灣，在軍事上制服臺灣，並且在經濟方面牽制臺灣。首先在外交方面，臺灣在非洲小國與中美洲國家的外交成果，都立即遭逢中共的激烈抗衡。 胡佛，2004，“台灣與南韓民主化過程中的國際面向分析＂，《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p.189-191。 中國的民族主義與無俚頭的愛國行為，牽制中國民主化的進展，談民主、自由、人權，要有各族群包容、互助，彼此尊重的先決條件。 第三批人以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代表。我曾研究過這一批人物中幾個主要人物的背景，發現他們多半是廣東人，在地緣上，較有機會接觸西方的文化思想。他們多來自 當時社會的中下階層，不是傳統社會的權力菁英份子，但幾乎都受過一些西式的教育。後來中山先生在香港接觸到一批買辦階層的人物，這些人物與中山先生等聯合 起來，想透過李鴻章在兩廣總督任內的關係，進行改革工作。於是推派中山先生與陸皓東到天津去上書給李鴻章。這樣的想法，仍是想借著接近權力中心來做改革， 但由於他們的社會地位實在太低，無法達成所願，使他們對權力中心大失所望，才走上另一條比較激進的政治改革的道路。這一派人物一方面因為不是科舉中人，和 滿清毫無感情上的聯絡，所以排滿很激烈；另一方面因為沒有包袱、不受牽制，接受西方思想比較容易；而且他們由於無法接近現實的權力結構，在行動上就比較激 烈，比較澈底。何況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都屬於中下層，也很容易接受平等的精神(equalitarianism)。從平等又希望得到自由，擺脫一 些不合理的束縛。 總之，我認為此一時期的「啟蒙運動」仍限於少數知識份子，相互之間還有不同的看法，並沒有擴大到學生和一般社會階層。不過，早期「啟蒙運動」所散播的種 子，尤其是在民主共和方面的思想，經過八個年頭北洋軍閥官僚的統治，再加上第一次大戰後國聯對山東問題的處理不公，終於引爆了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仍是受了 國家主義的衝擊，但在發展上，卻由愛國運動進而展延到整體社會、政治及文化的改革，波濤十分壯闊。如前所述，早期的啟蒙運動只限於少數知識份子，五四所掀 起的啟蒙運動則擴大到當時眾多的學生、教授，以及工、商界人士。我認為從這個運動中很可以看出一個新興知識階級的興起，而且在國家主義的衝擊下，新興知識 階級很容易團結起來。 胡佛，2004，“啟蒙運動與中國近代政治發展＂，《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p.204-206。 中國知識份子是民主的先覺者，要喚起中國人了解民主、自由、人權為何物？必先打敗各地軍閥，中國人依靠強人，苟活的情形，是普遍的現象，過去如此，現在也是如此，數千年來的奴化教育，使得16億人口容易接受自我為「奴隸」。 中國知識份子自與西方的文化接觸後，即開始接受民權的思想，覺悟到自由生活價值的重要。亦即西方的自由文化啟發了中國知識份子潛在的需要，於是一發不可遏止。 從政治社會學(political sociology)的觀點分析，早期接受及提倡西方民權及自主思想的，皆是權力結構中心以外的知識份子，而且愈是能與西方文化直接接觸的，愈能產生深入的體認。當政的或在社會上具有權勢的知識份子，一方面身處專制文化的中心，易受籠罩，而不易自拔，一方面也受到既得利益的影響，不願接受新的權力關係，放棄原有的權勢地位。所以，在民權思想的發展過程上，大致是由在野的知識份子，逐漸傳播到在朝的知識份子；另在吸收及推行的程度上，愈是遠離權力中心的，愈能徹底而強烈。 胡佛，2004，“政治團體與政治變革＂，《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214。 在清末政治體系的雙重危機之下，革命黨人不僅要變革政治體系的結構與功能，加強角色的能力，使能發揚民權，鞏固國權，而且要實現種族自由，推翻滿人的極權統治。 前面說過，革命黨與維新派(包括立憲派與保皇黨)對政治體系的雙重危機皆有相同的體認，且對民權的需要與主張大體相似，但在民族主義上大相逕庭：革命黨主張用激烈的手段排滿，維新派則持溫和緩進的保留態度。 在危機出現的初期，國內主張變革的知識份子多寄望清廷的自動革新，並未十分強調排滿。這方面的原因可能很多，主要的可能有二：其一是清廷已統治中國二百餘 年，所建立的政治體系久為人民所接受，已產生所謂正統化(legitimacy)的效果，再加上中國傳統政治文化中一向強調的君臣之道，易使人民認同清 室，在心理上自覺為政治體系中的成員。其二是任何政治改革皆需力量。清廷掌握政治的權力，如能用新人、行新政，作主動的改革，定能事半而功倍，且不致損害 到社會的秩序。在這兩個主因之下，早期的改革者皆爭取清廷的支持，作變法維新的努力。康、梁所推動的公車上書屬於這一類，中山先生早年的上書李鴻章也仍然 屬於這一類。 但中山先生與康、梁的情形不同，他一方面欠缺康、梁的功名與社會地位，不但不能接近光緒帝，且尚見拒於李鴻章，爭取不到任何權力；另一方面他在年少時即接 受西方的民主教育，且涵化甚深，較能擺脫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拘束。康、梁在戊戌政變失敗後仍留戀保皇維新，而中山先生在上書李鴻章不成後即堅決主張排滿、 共和，就上述的社會背景因素看，這些皆是必然的結果。 胡佛，2004，“政治團體與政治變革＂，《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244。 中國的政黨政治，在國民黨的組成後，本可趨向以內在政黨為中心的政治現代化，不僅宋教仁在努力推動，中山先生似也有所等待。但最後仍敵不過臣屬文化傳統中 的權威勢力，終使中山先生在心理的衝突後，更要從事激烈的革命。中國的民權何時實現？參與的政治系統何時建立？內在政黨的功能何時發揮？這一些恐仍在革命 的滾石過程中。 胡佛，2004，“政治團體與政治變革＂，《政治變遷與民主化》，三民，台北市，p.357。 後言： 臣奴思想與全民奴隸，是漢族建立民主國的大障礙。 假惺惺扮皇帝，講法統、正統、血統之變態痼疾，侵蝕民主靈魂，台灣人是海洋主義的民族，60年來新移民（隨KMT移入）約200萬人，衝擊400年來台灣海洋性格的文化，因為漢文化的廣泛被國人所接受，中國黨得以在台灣橫行無阻。 現在，台灣新生代皆是台灣人，馬騜想反擊民主建國的自然進展，想不顧一切的向中國靠攏，這是台灣浩劫的警訊。 （全文完，撰於2010/03/04） 延伸閱讀： 政治變遷與民主化－我讀我見（1） 楊緒東專欄 Hsutung's BLOG http://www.taiwantt.org.tw/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2529&Itemid=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