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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 自由電子報，1954年與任教於台大的同事合影（右三為彭明敏，左一為憲法學者劉慶瑞））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不敢明目張膽的KMT，經過阿石、阿國到今日阿九，反共變成親共，是非不分、無法無天，因為硬骨子的台派越來越少，終於使得馬政府，成為中共的樣板。
我們的宣言內容雖然相當激烈，它直搗國民黨政權的基本立場也是它的最大弱點，如「唯一中國合法政府」「反攻大陸」「長期戒嚴」「外省權貴獨佔政權」「台灣籍人士受極端歧視」等等，這些都是國民黨無法否認的事實，也是它的致命傷，使國民黨立場站不住。所以如為它們本身的利益，把這案件化小不渲染是最好的。
彭明敏，2009，＂不感覺到意外＂，《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21。
中國黨用兩手策略，私下友好台派領袖、公開對立台獨主張，要讓台灣人失去戒心，若非真正聰明理性的真台派，馬上就被收買。
休息幾天以後就開始要面對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了：以後要做什麼？因為我被捕時是台大教授的身份，所以覺得在禮儀上應先向台大校長報告，所以就專程去台大錢思亮校長辦公館拜訪，一開門他看到我，態度非常冷淡而尷尬，在玄關也沒請我進屋，草草幾句就出來了。我的意願當然是再回台大教書，但看起來這是太天真的想法。那要怎麼辦？
我出獄不久，王昇和寧俊興二位將軍就正式請我吃飯，很客氣的恭喜我恢復自由，但都沒談到實際問題。王昇將軍是總政戰部主任，我被捕前曾請我在他們系統的學 校兼教國際公法，學生反應似乎不錯。我被捕期間，他看到我時就苦笑著說：「你被捕那天，我們學校校務會議還曾通過聘請你當政治系主任呢」。寧將軍從前我不 認識，不過我在青島東路看守所時來看我幾次，很客氣的安慰我，還有一次要我寫政治改革的建言。說起來很諷刺，我和他們的私人關係是友好的。有一天調查局長 沈之岳邀請我和李敖吃飯，我們二人到調查局和平東路日式房子改成的招待所，沈局長未到前，我們在客廳等待，我立刻注意到日本式的天花板已被拆下，代以有無 數小孔的甘蔗夾板，而我待過的幾所監獄，已使我對這種天花板相當熟悉，我看看李敖，又抬頭看看天花板，他隨即領悟，我們的對話一定會被錄音的。
彭明敏，2009，＂以後怎麼辦？＂，《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23。
以前的跟監，真是落伍，大概是監控工具不發達的緣故，監控人員疲於奔命，現代的阿扁，百分之百受監視，還被押入黑牢，KMT的阿九，膽大包天，台灣人必須自覺。
我出獄回家後，立刻受二十四小時監視，分三班輪流看守，有吉普車、三輪車、摩托車。我家溫州街十八巷的巷口有一違章建築，一對退伍軍人夫妻在賣香煙，這裡就成為這些特務的根據點，也變成關心台灣政治的外國觀光客參觀點之ㄧ。
他們並不禁止我外出，但我一踏出門外，立刻被前後左右包圍，我說這不是跟蹤，而是前後左右擁著我走。我 坐公車，他們也跳上公車。我坐三輪車，他們也以腳踏車或摩托車跟著走。我進藥局買東西，一走出藥局，他們就馬上去問店主我買的是甚麼東西。我到郵局買郵 票，他們也馬上去問我買的是甚麼郵票。我與朋友（尤其是外國人）在餐館吃飯，他們就在隔壁桌叫菜吃，試圖聽我們在講什麼（我懷疑他們在使用竊聽器）。我太 太去市場買菜，他們明目張膽的檢視菜籃內有什麼東西。我的孩子在學校寫週記，別人的週記，隔天就發回，我兒子的，就要送警備總被檢查後，一週後才發回，他 們在學校被另眼看待、被鄙視，心理的痛苦無法言喻。我二哥的兒子就讀初中，有一天學校作文題目：「我最尊敬的人」，據說全班都寫蔣總統，只有他寫「我的叔 叔彭明敏」，老師大驚，立刻通知家長到校，警告說：「你的兒子思想有問題，要小心」。
彭明敏，2009，＂軟禁與家屬受監視＂，《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29-30。
中國黨習於偽善，阿九是集大成，閣員有樣學樣，馬屁臭不可聞。
蔡培火是一位極端虛榮、偽善，阿諛權勢的機會主義者。他被任命為行政院政務委員後，得意忘形，在教會公開場合，怕別人不知道他地位的崇高，刻 意說明：「我這政務委員就等於是日本的大臣，你們知不知道」。我的事件發生後，當局不擇手段逼迫我姊姊離職時，他完全與國民黨配合，以許多令人不齒的言論 和卑劣行動來迫害她。我看不下去，實在忍無可忍，有一天打電話給他，當面罵他：「你是最可惡的台奸！」他聽了大聲咆哮，我就掛斷電話。
彭明敏，2009，＂軟禁與家屬受監視＂，《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34。
彭明敏是世界級的知名學者，KMT對之還能有所節制；現在的Ma，可就動員司法調查、違法押人、逼人取供，比白色恐怖的手法，細膩又有效果。
我被特赦以後，就接到一些國際會議和大學發邀請信或聘書，要我到國外去。第一是個是瑞士日內瓦召開的「世界基督教學生協會會議」邀請我去參加，但是無法出 境。我的母校加拿大McGill大學也邀我去教書。另外，密西根大學也正式發聘書，很具體的將旅費和薪水都列出，要我去教書和研究。其他美國哈佛大學、加 拿大多倫多大學都表示有意聘請我去，但是我的出國申請有時無法找到保證人（當時出國要有保證人），有時雖然找到保證人，但不准出境，所以都沒有成行（後來知道，是否讓我出國，在國民黨內部曾有激烈的討論，結果都是被否決掉）。
不少有心的外國教授、記者、朋友都不顧監視，到我家訪問。有時我故意請這些人公開到餐館吃飯，讓他們看看特務人員那麼緊張在隔壁桌叫菜監視。有一位日本著 名教授，來看我幾次，有一次帶一位年輕女助理來，她幫我帶了一些資料到國外去，就是將資料隱藏在胸罩內，成功的帶出去，所以國外媒體和學界相當清楚我的處 境及台灣政治的真相。
另一小插曲是，有一天，我看見一部車子開到我家門口停下來了，當監視的特務們向前擁上時，一個高大的洋人，帶著一疊厚厚的大紙袋，不理會那些特務，下車走 向我門口，原來是史坦福大學教授馬克。曼可（Mark Mancall）。他以前來過台灣的時候，我就認識了，這次來看我，我們相約翌日在國賓飯店吃飯，赫然發現特務也在鄰桌吃飯竊聽我們的談話。那天下午，曼 可教授便離開台灣，不久之後，他的台灣入境簽證就被取消了。
彭明敏，2009，＂外國的邀請＂，《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34-35。
安排台派內奸，加入彭明敏的粉絲之中，老實的硬骨頭，亦無法防患，而現在表面民主資訊發達，台派一舉一動，中共政權清清楚楚，選DPP的人，皆黑名單。
一個事實，完全明白了，陳光英竟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特務線民，他費盡心機以史明、介紹信、廣播器、台獨刊物、日幣等，設上圈套，為調查局製造理由，企圖把我幹掉。我許多年輕朋友被捕，也大都是因為他的密報。他因此得到鉅額獎金，改名換姓，到南美洲作生意去了。
無論如何，許多年輕人經常在我家討論政治和具體行動，這是事實。所以在當局的眼中，我還是在鼓勵或煽動年輕人從事反政府的「叛亂」活動。美國情報機關在他們的報告中也認為我繼續在做反政府的活動，說我似乎想為台灣獨立而「殉道」。
彭明敏，2009，＂調查局的威嚇＂，《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38。
彭明敏堅持要逃亡的原因，並非不顧親情，而是想在國際場合，發揮台灣建國的力量。
我被捕前認識了台南神學院美籍牧師George Todd，他雖然是一位傳教士，同時也是一位極活動而有創意的社會運動家。他不是浸在教堂講道，只想拯救靈魂的那種傳統牧師，是對社會的公義、不公義、人權、民主、自由同樣關切的一個行動家。他在美國從事社區組織而聞名。來到台灣以後，也對台灣的政情和國民黨的專制獨裁，非常關切。跟我認識以後，我們常見面，對台灣社會和政治各方面的嚴重問題，討論和交換意見。他也曾邀請我到台南神學院以台語演講關於人民自決問題。他對我關於台灣政治民主的改革意見，完全贊同。他很喜歡與台灣基層社會庶民打成一片，故被開玩笑說成「流氓牧師」。我被特赦以後，他曾把來到台灣不久的台北神學院教授Milo Thornberry夫妻介紹給我。Thornberry夫妻是年輕的美籍傳教士夫妻，充滿理想，他的思想方向類似George Todd，對台灣的社會、政治、民主、自由、公義表示密切關懷。Thornberry 牧師夫人Judith，專研社會學，他對台灣婦女問題，深有興趣，有一天她忽然問我，能否帶她上酒家看看，使我嚇了一跳。因為他們住在陽明山神學院宿舍， 所以我有機會就逃離監視，在他們家秘密見面，也透過他，認識數對同樣思想的美籍傳教士夫妻。這些傳教士將成為我要脫離台灣的重要關鍵人物。Thornberry夫妻知道台灣政治犯和家族的悲慘情況，曾經在國外募款對政治犯家族給予經濟援助。為了要給他們政治犯名單，我、謝聰敏、魏廷朝都相當的努力幫助他們密查，並去分配這些救助金給政治犯家族。謝聰敏和魏廷朝以後再被捕、被求刑，這也是其理由之ㄧ。
彭明敏，2009，＂George Todd牧師和Milo Thornberry牧師及其夫人Judith＂，《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44-45。
情勢惡化以後，我就更常深夜到Thornberry陽明山神學院的宿舍，去說明我所面對的惡劣情勢。經過多次的深入討論及分析，他們從一九六八年後期就開始勸我應該考慮逃亡到外國。起初我相當遲疑，說我有家庭，也還想為台灣前途做一點貢獻。他們卻指出我一旦喪命，不是對家庭和台灣的損失更大嗎？終 於有一天我告訴他們：「我不得不逃亡」了，於此他們反問：「你真有決心冒險嗎？」我就告訴他們，我已經思考相當久了，逃離台灣成功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少？我 的看法差不多是一半一半，失敗的話就要接受被殺的危險。可是回想起來，這樣的生活已快五年了，這樣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我願冒此險。他們就說，如果你想 這樣做，凡是能夠幫忙的，都願意全力以赴。
在這個階段不過是一個抽象的基本決定而已。以後日本有一位可信的媒體人士，來訪問我，我就把這個決心洩漏給他。他很熱心，他要最後一次公開向美國政府請 求，援助我能應聘出國，同時寫一私信給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請他幫忙。同時我要求他把我逃亡的意思傳給東京台灣獨立聯盟的宗像隆幸（宋重陽）先生。這位宗像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日本人，大學畢業後就在日本台獨聯盟擔任專職人員，一生奉獻於台灣獨立運動，雖未曾謀面，但知道此人是誠實可靠的。以後我就全力計畫逃亡的具體方法。
彭明敏，2009，＂決心逃亡＂，《逃亡》，玉山社，台北市，pp.47-48。 （未完待續，撰於2009/08/18） 延伸閱讀：
逃亡－我的讀書心得（1）
彭明敏新書發表 堅持走台灣人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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