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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謝雪紅看出台共的弱點，主張利用適當機會來做社會運動，激進行為反而會被消滅，結果被除黨籍。
改革同盟的成立原本是基於第三國際的指令和中共的支持，因此，臨時大會的召開不僅象徵台共「激進分子」的勝利，更具意義的是，象徵了第三國際權威的維持與 勝利。儘管謝雪紅曾赴莫斯科受訓，但由於她對第三國際的指令採取懷疑的態度，因而遭到開除黨籍。台共臨時大會的作法，就是要貫徹第三國際的路線與權威，任 何反抗者不論所持理由為何，都必須受到制裁。就這一點而言，一九三一年在台灣海峽兩岸共黨陣營中所發生的結果，竟然是一致的。
盧修一，2006，”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15。
第二次大戰之前後，階段革命有其主要目標。
因此，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農民、小資產階級、工人大眾才是革命的推動力量。也只有在無產階級的指導下「廢除民族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政策」，在農村及 工廠內進行猛烈的階級鬥爭與武裝革命，才能完成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這份新的政治大綱和一九二八年的大綱有所不同，在它 的策略中顯示出三個主要目標：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實施土地革命，消滅封建殘餘勢力。
3. 建立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為了達到這三個目標，在第三國際東方局的指導下，新的政治大綱將其政治策略濃縮為十點：
1. 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實現台灣獨立。
2. 沒收帝國主義者的一切企業和銀行。
3. 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貧農和中農使用。
4. 實施八小時勞動制，實施國家失業救濟、實施社會保險等制度。
5. 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實施統一累進稅制度。
6. 革命的言論、出版、罷工的絕對自由。
7. 建立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政權。
8. 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
9. 聯合日本、中國、印度、朝鮮的工農大眾
10. 聯合蘇聯和世界無產階級。
新的政治大綱抄襲第三國際第六次大會有關資本主義第三期的理論，它強調台灣的革命運動依靠著世界革命和台灣內部情勢的變化，這個運動將逐步發展，無可避免地應該會達到它的發展高潮。
盧修一，2006，”改革同盟與臨時代表大會”，《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16-117。
赤色救援組織運動給予革命者，有犧牲的代價，阿九若是賣台逃美，掌控黨、警、軍、特、憲迫害台灣人民，陷台灣人於浩劫，此種救劫之「人權律師」與救援團體就不可缺乏。
現在阿扁全家受害，加上許多KMT造成的陳文成、林義雄、KMT黨產、尹清風命案…台灣人早就要覺醒。
「赤色救援會」是非社會主義國家內廣泛支援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種組織。第三國際第四次大會召開於一九二二年，會中即決定創立救援共黨受難者的常設組織。一九 二四年，第三國際第五次大會中確立赤色救援會屬於一個「非黨」性質的組織，並要求各國共黨予以支持，一九二四年七月，在莫斯科舉行這個組織的第一次世界大 會。赤色救援會的角色不僅在幫助共黨運動的犧牲者及其家屬，並且以意識形態的宣傳來聚集各類「非黨」組織，共同對抗所謂的「白色恐怖」。
隨著反日社會運動的開展，受難者的數目日見增加，這種情勢導致一九二八年四月台共建黨大會通過有關「赤色救援會」的組織計畫。但是台共在建黨大會之後，隨 即遭到第一次破壞，無法實際推動該項計畫。當時在台共影響下的文協和農組即企圖組織赤色救援會，後來因為這兩個組織的幹部被捕，使得赤色救援會必須迅速發 生作用。
盧修一，2006，” 最後的破壞與黨的重建企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30。
三民主義信徒的蔣渭水，又能如何。
日本當局在採取行動對付台共之前，已經在一九三一年二月台灣民眾黨第四次大會時將民眾黨解散。民眾黨的領袖蔣渭水是一位信仰孫文三民主義的醫生，他於同年八月死亡，他的死使民族主義運動受到致命的打擊，此後不再出現這類性質的運動。台灣的大地主雖然推動有限度的自治運動，舉辦象徵性的活動，然而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前，他們的活動也已告結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一個真正的反日組織重新出現在台灣。
盧修一，2006，”最後的破壞與黨的重建企圖”，《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40。
理念可以騙人，真正執行起來，就必須殺人，全民共識，是必然的和平手段。
第三國際從成立開始，一直寄望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運動，並且將民族解放運動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列寧早已看出遠東地區的殖民地將是一個有利共黨滲透的廣大地區，因此在第三國際第二次大會中，決定組織一個「殖民地委員會」，並通過「民族與殖民地問題提綱」。這個提綱為遠東的革命策略提供一個發展的基礎，又因為當時亞洲許多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傾向於共產主義和俄國的革命經驗，它在蘇維埃領袖的心目中更具重要性。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47。
實際上，台共放棄了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含混態度，認為民族資產階級是與帝國主義妥協的反動團體，構成台灣革命的一個障礙；它同時在建立蘇維埃政權的意念下，強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階級鬥爭與武裝鬥爭。
然而第三國際策劃的戰略最後並未能達到：事實上，改革同盟的成員遵從東方局的指示，排斥由謝雪紅指導的「關門機會主義者」的政策，在迅速擴大黨組織的目標下，遵循「開門的急進主義者」的路線，以配合「資本主義第三期」的新情況，這種作法事實上加速了台共的毀滅。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50-151。
和平請願失敗，方可以因此而擴大激烈的流血革命。
一九二一年台灣人開始進行一項自治運動，他們向日本帝國議會提出請願書，要求設立台灣議會，這個運動受到日本自由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支持。自治運動於一九二七年遭到日共反對，當時認為這是一個傾向獨立的運動。在這之前，日共領袖佐野學曾在東京青年會本部出版的刊物上發表一篇文章，呼籲支持台灣議會的成立，同時指出這是台灣人民走向自決的第一步。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152。
台共的領袖過於順從日共的指導，缺乏創造與獨立自主的精神，這些弱點謝雪紅是瞭解的。
此外，日共對台共的指導被證實是不充分的，這在謝雪紅心目中是台共落入「機會主義的錯誤」的第一個原因。
但是這種指導力量的不足從日共的立場來看是可以理解的，在警察有效而持續的壓制下，日共與台共遭受相同的命運，在一九三三年即告被摧毀。
依據我們的研究，日共似乎沒有對台共提供任何金錢上的援助，台共中央機關因為黨員有限，完全依靠台北國際書店的資助。台共在沒有其他維持生計的方法之下，應該會尋求財務上的支援，根據謝的說法，正由於沒有財務上的支援，所以台共無法召開大會以糾正「機會主義的錯誤」。
盧修一，2006，” 台灣共產黨與第三國際、日共及中共的關係”，《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前衛，台北，pp.156-157。 （未完待續，撰於2009/08/08） 延伸閱讀：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4）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3）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2）
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吾讀我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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