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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著者介紹：
劉重義博士，台南市人，台南一中、清華大學畢業後，前往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進修。
1972年將「哥倫布市台灣同鄉會」公開登記成為俄亥俄州立大學的國際學生組織，另外，也結合同鄉秘密從事對台灣島內宣傳台獨思想的工作，取得博士學位後搬到華盛頓DC任大學教授。
1982年負責台灣獨立聯盟美國本部宣傳部，1984、1986年分別當選美國本部第二副主席、第一副主席，繼續兼任宣傳部長，並負責學生盟員小組，出版包括第一本留美學生運動史《風起雲湧》。
李逢春博士，專長於政治經濟學及國家發展方面的研究，曾在歐洲與美國學習。在學期間，積極參與海外台灣留學生工作，根據學習經驗，對台灣問題進行分析瞭解。其後，又參與台灣獨立聯盟、台灣人公共事務會及台灣國際關係中心等海外台灣人組織，主要負責宣傳方面工作。
劉重義、李逢春，2006，"作者簡介"，《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2-3。
前言：
台灣要用武裝革命，依現況並不可能，乃軍人的待遇相當優厚。
於中國黨系統發動的反扁，紅衫軍時期有約百萬人上街頭，曾有老軍頭號召軍人政變，並未成功，其原因在於李登輝總統與阿扁總統，能致力於軍隊國家化與軍人領導統御的本土化現象，而人民對民主、人權、自由、法治的觀念，亦有普遍的提高。
現在阿九執政，想要運用一黨獨大，回到過去的威權時代的一言堂制度，依附中國、弱化台灣的法治公平手段，是一種反改革的方式。
挾中國以自重，相對其等子女皆美國人，自然可彰顯內心「急統」，又不能放心為中國人的事實，如此矛盾的心理現象，於中國黨統治台灣當下，這種現象，非常普遍。
統治台灣的利多與特權，是中國黨最熟悉的操作手腕，可是民間不分藍綠的反對聲浪，亦使得阿九執政團隊，有著魚與熊掌、難分難捨的複雜心態。
要擁護馬統幫的中國化呢？還是要捍衛其等在台灣能掌握的政治利益？是阿九執政的「終極統一」的難題。
台灣人唯有否定ROC在台灣的合法地位，亦須要團結一致面對KMT一黨獨大的執政傲慢，運用民意決定一切的合法統治方式。
希望大家能夠容忍不同表述，自由言論的現象，統獨之間的分歧，會因為中國內亂與對台不平等的鴨霸，而讓台灣人有更多的反思機會。
談到主權問題，中國對台灣絕不讓步，國共會談始終是一場失敗的醜惡遊戲。中國人做皇帝的夢不會消失，因為大一統的觀念，挾帶三統（血統、法統、正統）的歷 史路徑，形成中國文化的主流。奴才（官員）與奴隸（人民）必須向領導者（皇上）效命、效忠、輸誠的概念，於漢文的學習中，就有植入行銷的直接力量。
在大一統主義下，天子統治的是「天下」，以自己為中心，帝國無限的擴充、侵略視為當然。「四夷」應該被「教化」，在「五服」的觀念下分等級臣服於天子之 下。在這種侵略、擴充的「中國」必須「統一」的觀念下，隨著中華民國攫有台灣，於是從教育上予以「正當化」，先是要無辜的台灣人為他們「光復大陸」，現在 又在台灣內部醞釀「赤化」，企圖讓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併吞。這就是「前近代」的「統一論」殖民台灣，帶給台灣人民的災難。
到了清末民初，中國人又捏造出一個「中華民族」，再將與黃帝傳說對立的炎帝（神農氏）並列，於是「中華民族」有了始祖，成為「炎黃子孫」。但民國政權沒有 王朝的血統可以承襲以證明其正統，因此孫文在三民主義裡的論述，要從黃帝、堯、舜、禹、文、武、周公承襲下來，證明取得法統，是合法政權。後來蔣介石又接 踵其後，證明自己的政權是中國的正統政權。這也充分顯示民國政權的封建性。
劉重義、李逢春，2006，"鄭欽仁推薦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2-3。
寧靜革命只是假相，換湯不換藥，未能由根本的帝國三統（血統、法統、正統）去做改變，不會達成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礎要求。
又：「寧靜革命…保留了維護外來政權的假民主真獨裁的官僚體係和法律規章，更包含了中國黨的舊勢力。」作者的看法一針見血，整個官僚體系由中央到地方都被 掌控，執政只是表面，不妨說是「綠皮藍骨」，但進一步深究中國黨領導人的本質，則是「赤色的」，說是「青天白日」，但實際上已是「滿地紅」。
舊政權、舊體制也以這一幫人為領導，但這些領導人都是「外省」貪官污吏的第二代，為了奪權，不惜與台灣的強敵中國掛勾，無辜的「外省人」被過去的洗腦與媒 體作亂所蒙騙，被「綁樁」成為投票部隊。無知的「本省人」成了幫傭，台奸也已公然登上政治舞台。陳水扁所領導的政府不正如德國的維瑪共和國面對希特勒所領 導的民粹？這是進一步值得探討的問題。
劉重義、李逢春，2006，"鄭欽仁推薦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6-7。
台灣革命的作法，有許多方式，現代國家的革命，已經不必然用武裝力量來完成。
依台灣現況主權未定，可以由國際法理、民間外交、網路傳播、組織性的街頭運動，學界的出國遊說、演說，台灣內部的民主講座，必要時的激烈反擊行為來執行，原則上以「二軌」並行，依民意適時做出推動捍衛台灣主權系列的運作，最為重要。
民進黨的領導階層未能匯聚全民參與建設台灣成為新國家的動力，反而自囿於荒謬、反動、踐踏人性尊嚴的「中華民國」體制，致使民主革命的激情無法釋放出創新的社會力，當然，也就難以展現宏偉的政治和社會改革氣象。
劉重義、李逢春，2006，"自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9-10。
有幾位朋友覺得「革命」一詞可能嚇壞許多中 產階級，其實，這本書的內容指出，從二十世紀末期以來，許多革命都是藉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和學生運動來促成，暴力和流血的程度都很低。重要的是台灣人民要堅 定地掌握當家做主的決心和權利，不容許也不必附和任何侵犯和剝奪台灣人民權利的法律規章。
1955年12月1日在美國阿拉巴馬州的蒙哥馬利城，當瘦小的黑人女性Rosa Parks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一個白人乘客時，她觸犯了白人制訂的法律，因此被逮捕。然而，這個反抗侵犯和剝奪黑人民權的勇敢行動，卻激發了馬丁路德金恩 （Martin Luther King, Jr. 1929-1968年）起來領導1950和1960年代波瀾壯闊的民權運動。Rosa Parks在2005年10月以92歲的高齡病逝後，其棺木被移到美國國會，享有和林肯與甘迺迪相同的瞻仰榮譽。
劉重義、李逢春，2006，"自序"，《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14-15。
比較左、右派與資產階級革命，其成敗與否的關鍵，在於認知的一致性。
左派革命運動以下階層的民眾為主體，但是其推動者常是較具理想性的上階層人物，因此革命運動領導者和其擁護群之間有最大的階層差距。加上落後社會中的下階 層民眾本來就佔絕大多數，這些人皆較缺乏知識、技能和接收消息的機會，故此階層的人物容易受到具有絕對優越地位的領導者操縱，領導者強加其意識型態於群眾 的身上，結果容易造成日後專制統治的體制。
在右派的革命運動中，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階層差距最小，因為兩者大多同屬中下階層，這對推展革命運動相當有利。但是領導者經常強調效率高於一切，使他企求統治權威而非平等，此現象容易造成個人魅力式的領導，並造成日後政治上法西斯的威權統治形式。
在資產階級的革命運動中，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階層差距介於上述兩類革命運動之間，他們大多屬於社會的中上階層。由於其主體是隨著社會日漸進步而資產日增 的中產階層，具有能力和機會普遍吸收知識、技能和消息，因此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認知差距變得最小，但也因此造成其組織較為鬆散、效率較差。然而，也因為 領導者和擁護群之間的認知較為一致，使日後的政治民主制度較容易形成、也較容易運作。
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的涵義"，《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24-25。
精神上的自由、人權與實務面向的法治、全民教育理念的提昇，才是首要條件。
在英國清教徒革命、美國獨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之後，革命不再只被視為推翻暴君、改朝換代的歷史輪迴而已，革命已經具有追求自由以及創造新秩序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說，革命不僅只是政治過程而已，亦是人類精神解放的過程，更是一種創新的過程。尤其法國大革命徹底以新的階級來取代貴族階級的統治，把人民群眾的利益安置在革命理想的中心，因此，此階段的革命和傳統的革命劃分了明顯的界限。
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的特質"，《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45。
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終於被宣告開放。緊接著，波羅的海三小國相繼舉辦公民投票，宣佈脫離蘇聯，成為主權獨立的國家。1990年3月蘇共修憲， 自我了結一黨專政的局面，容許社團組織、工會和其他民間組織進入國會。1991年底，戈巴契夫更宣告蘇維埃政府解散，原屬蘇聯的各共和國先後宣示收回或恢 復主權，並宣佈國家獨立。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在小規模的革命暴力下，完成自由化並實施民主制度。東德則和西德和平統一。
在這個震撼蘇聯共產集團的時間點，台灣人民推翻蔣家外來政權的民主革命也躍進到一個新的階段。獨裁者蔣經國於1988年1月去世，台灣人李登輝繼任「中華 民國」總統和中國國民黨（以下簡稱中國黨）主席。嶄新的內、外情勢大大地鼓舞了台灣的民主改革運動。本土的民主進步黨（以下簡稱民進黨）和覺醒進步的大學 生，走上街頭示威抗爭，要求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要求修憲逼退國會「老賊」，並要求民選總統。在中國黨內部具有本土意識的台灣人，以李登輝為核 心，逐漸發揮影響力，呼應民主改革的社會要求，使台灣得以在極小規模的暴力下完成高度的民主化。2000年5月民進黨和平地取得執政權，台灣「寧靜革命」 的政治奇蹟舉世稱讚。
早在1902年，南非的少數白人（初期約佔人口的20%），就已經開始施行種族差別政策對待黑人（約佔70%）及其他有色人群（約佔10%）。二次大戰 後，白人所組成的國家黨（National Party），以更制度化的種族隔離（Apartheid）為黨綱，在1948年取得執政權，開始制定一連串更嚴厲、更不人道的種族差別措施。從1950 到1970年代，南非的白人享受快速工業化的經濟成果，其所得及生活水準比起工業先進國家毫不遜色，但是南非的黑人相對地處於劣勢和貧窮之中。國家黨嚴厲 的種族差別措施，迫使向來保守的非洲國家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以發動示威及罷工抗議的方式，起而領導鬥爭。1960年3月21日，白人警察對聚集在夏普鎮（Sharpeville）的示威群眾開槍，其中有 69人被槍殺、189人受傷。白人政權隨後立即宣佈禁止ANC活動，並逮捕監禁其領導者，包括曼德拉（Nelson Mandela, 1918年-），南非社會乃陷入更多的暴力和動亂之中。從1962年起，聯合國多次通過譴責南非種族隔離政策的決議，各主要國家也對南非實行武器禁運，以 及限制南非運動員參加國際性的體育活動等。直到1990年，在美國和英國的協調下，國家黨開始準備和平轉移政權。ANC於1994年4月27日的全國普選 贏得62.7%的選票，成為執政黨，曼德拉被推為總統。
從上面三個例子可以看出，到了二十世紀末期，民主制度有顯著的進步，以民為主的價值觀也受到更具體的尊重。在民主的架構下，革命與反革命雙方的暴力最終都能降低，以和平的方式達成政權的移轉。革命不必然要血淋淋人頭落地。
劉重義、李逢春，2006，"革命運動的特質"，《革命運動研究》，前衛出版社，台北，pp.49-51。
（未完待續，撰於2009/02/10） 延伸閱讀：
【演講影音】台灣領導幹部講習會 / 劉重義教授主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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