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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彭明敏(右一)童年時與父母及兄姊們合影）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不斷的逃、逃、逃，血汗踏出光明路，不卑不亢，蒼茫道上何去何從？
我登上甲板，四處觀望，尋找一個可以坐的地方，突然聽到頭上一架飛機向下滑行，發出尖銳的呼嘯聲。它傾斜下來後，又以急角度朝上，帶著馬達遽然的吼聲。一瞬之間，我被巨音爆炸擊倒，昏在甲板上。
我恢復知覺張開眼睛時，發現自己處在尖叫混亂和恐怖的情景中。我全身都是血，甲板上到處也是血，屍體和炸裂的肢體跌落四處，人們在嘶叫著，呻吟著，掙扎著 想脫離那裡。我試著要站起來，發覺左臂從肩膀炸斷了，使我無法置信充滿驚怖。僅有餘留的一些筋肉和皮膚碎片垂掛著。碎裂的骨頭暴露出來，鮮血洶湧而出。 「這一切完了，」我想，「我要死在這裡了，而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裡。」
求生的本能是強烈的。我以右手抓住垂懸著的 左臂，發現它很重、奇冷、毫無感覺。那是極非常的時刻。我在震驚，並不感覺疼痛，同時感覺左邊太陽穴一定也受傷，因為溫暖的血慢慢流入眼裡又流下面頰。我 掙扎站起來，感到一種奇特的不平衡，勉力橫過滑溜溜的甲板，走下碼頭，蹣跚地 走入街路，在尖叫的群眾中，感到極度的孤單。我一再地對自己說；「要趕快找一所醫院，要趕快找一個醫生。」
我對於長崎市區一無所知，所以試圖向慌亂來回奔跑的人說話，但有二、三個人一看到我的人，即驚惶地別過臉去，因為我已滿身鮮血，看起來太可怕了。突然，有一個中年男人對我吼叫，似乎在盛怒中咒罵我。我駭住了，無法了解，我在這樣的極端危急情況，竟有人要怒罵我 。直到戰後好久我才開始猜想，那個人大概是使用日本軍隊的技巧，以吼叫、重擊或震動，使一個即將昏倒的人產生震驚和緊張而甦醒。但在那時，我根本不瞭解他的用意。在經過似乎是永恆，或許只是一剎那之後，有人指引我到碼頭附近街上的一個小診所。我蹣跚走進門，便失去了知覺。
我醒過來時，發現自己躺在診所黑暗走廊的水泥地上，還有其他受傷者在我周圍。只有一個醫生和一個護士正在竭盡所能給所有的受傷者做初步急救，以等待長崎醫科大學派來的緊急醫護隊。
我躺在地上，忽而昏睡，忽而清醒。一些醫生和護士跑進來了。使我大為驚喜的是其中發現有哥哥的同學好友，眼科專家楊醫生。上次我到長崎時，曾在哥哥家裡與 他長談。這簡直是奇蹟！每次他從我身邊經過時，我踢他的腳踝，喊他的名字，想引起他的注意。我自認為是大聲地喊，但可能我只是在呢喃低語：「楊醫生！楊醫 生！我是彭。」
他在我身邊經過三、四次之後，終於俯身看出了我，雖然我全身又襤褸又是血跡。「什麼？你在這裡了？」他驚愕大喊，似乎無法相信。他立即召來護士，給我緊急檢查，盡力給我施救，直接對心臟打了兩次強心劑。當他把我送到醫院時，我顯然已失血過多，命在旦夕了。
我至今不能清楚知道其後的經過。我恢復知覺時，我已躺在手術台上，外科醫生正要切除左臂，左臂關節處被炸碎了。我在生死之間徬徨著。
彭明敏，1988，“一九四五年的長崎＂，《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48-50。
日本的醫院都嚴重地缺乏醫護人員和各類醫用 品。包紮我傷口的繃帶只能每隔幾天才能換一次，而藥品和器具似乎也末徹底消毒。我的傷口發現蛆蟲，使我驚愕。尤有甚者，我雖失去左臂，卻不時感到左臂極 癢，然而無法搔起，有時簡直使我無法忍耐。由於繃帶未常換或消毒不夠，我終於感染了血毒，發高燒了。醫生們幾乎要放棄我了。我急需大量的輸血。
在那時候，日本人民普遍營養不良，既無血庫，也沒有人賣血。然而我非常幸運，長崎醫大的一些台灣留學生聽到我的需要，而自願輸血給我。我的血是O型，有四個學生願意輸血而拯救了我的生命。其中一位是排灣族，是平地山胞。
彭明敏，1988，“一九四五年的長崎＂，《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51。
八月八日，長崎報紙登載一則簡短的官方新聞，說「昨日廣島被轟炸，美軍使用了新武器，有重大的破壞」。但是對這類例行的轟炸新聞，已無人特別注意。許久以後我們才知道，第一顆原子爆炸時，十五萬男女和兒童，一瞬間被消滅了。
三天後的上午，我在室內看報紙，聽到頭頂飛機嗡嗡之聲。突然間，有眩目的亮光，好像房裡按下巨大的鎂光燈。差不多同時，有金屬性的巨響，彷彿整個地球被一 把巨大的鎚子擊中了。房子劇烈的搖動。我不覺叫出「那是什麼？」。接著，往外看到長崎上空有黑白雲昇起，而從晴空裡忽然飄起細雨。
不久，大哥衝進屋子，他接到緊急命令，所有醫生都被召集到一指定地點，等待乘車進入長崎。他匆匆吃了午飯，整理了醫療用品，便又衝出去了。
那天下午，我們聽說長崎已完全地被摧毀了。美軍又再使用新武器了。傳言說長崎所有的人都死光了。當天深夜大哥回家時，他仍處在一種震驚的狀態。他簡直說不出話來，必須掙扎才能吞吞吐吐告訴我們他所目睹的景象，我們所熟知的長崎市全滅了。整個城市都死了。
原子彈爆炸的後果，實在難以描寫。有些水泥建築物仍屹立著，但是，裡面所有木料和其他易燃物都在頃刻間化為烏有。據說在學校教室內，從整齊排列的白灰燼所在可以看出在死亡瞬間正坐在書桌旁的每一個學生。熱度竟有那樣強烈。 大部分的醫科學生都罹難，其中包括四位曾經慷慨輸血給我的台灣留學生。他們有用的生命被消滅，我卻仍活著，這真是悲劇的命運。
大哥至好朋友之一，林忠實醫生和太太，當原子彈爆炸時，正在長崎市區中心。然而，奇蹟地，他們卻安然無恙。雖然在戰前他們未能生育，戰後倒生育了幾個正常的小孩。
那正是仲夏時候，不久這座死亡的城市散發出令人不能忍受的臭氣。善後工作，對於當事人是一種異常的考驗。大約有七萬名死難者，而許多受傷者只能搬動到市外附近。幾天之內，又有新的恐怖發生。 許多生存者忽然開始由口鼻出血，毛髮脫落，不久便死亡了。大哥和其醫師同僚們對這種未曾有的新景象，深感迷惑。
彭明敏，1988，“一九四五年的長崎＂，《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54-55。
日本投降，台灣人想回到自認為的中國人身分，卻必須面對比日本人更為凶狠的「KMT軍隊」，這些中國人文化水準差，學問卻很大，把台灣打成「日本鬼子的小鬼」，搜刮日產、台產，屠殺台灣菁英，踐踏台灣文化，用槍砲子彈威迫台灣人成為「中國人的奴隸」。
日治時代的成果，不久成為「泡沫」，「中華鬼國」為中國人民唾棄，逃亡到台灣佔地為王，不思反省親民、愛民、護民，以當時1945到1947 KMT在台灣，很容易擄獲台灣人的民心，當時絕大多數人，都是熱情擁抱祖國，幾乎不存在統獨問題。
在天皇投降的廣播後，立即有美國飛機經常低飛我們上空。我們聯軍戰俘已被釋放，而美軍飛機正在空投糧食給他們。大家都相信美軍即將登陸。許多村裡的婦女躲避到山裡，帶著她們削尖了的竹矛。 她們曾聽說，而且相信所有的美軍都是魔鬼、野獸、強暴者。
日本投降後不到一個月，美軍開始在村裡出現了。我們在鄰近的山路上看到吉普車，而對這種新式車輛都感到驚異和興趣。白膚或黑膚的美軍開始來到村裡，而人們對美軍的形象立刻有了急遽的轉變。 日人對美軍觀感從一個極端投向另一極端。大家所預期的魔鬼，原來是極友善而樂於助人。小孩得到糖果，老人得到香煙，還有許多初遇時的不尋常的故事。偶爾，也有一些強暴或搶劫的案子，但是，就整體而言，日本人對於征服者之竟然如此善體人意，很感驚異。比如，有一晚村裡的老舊卡車在山路拋錨，路過的美軍吉普車很小心地運轉以車燈照亮現場，並幫助那個倒楣的日人司機修妥卡車。卡車司機和乘客們都感激得不知所措。
村裡的生活並沒有受到干擾。美軍巡邏車時常在村裡街上開過，但是村民未受到任何擾亂。有一天我在路邊與吉普車裡的二個美軍談起話來。我告訴他們我不是日本人，而是台灣人。我自己很吃驚，第一次能這樣公開而驕傲地說明這種區別。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58。
在長崎火車站遇到二、三十個台灣人，倖免於難的醫科學生、楊友香醫師和他的家族，以及其他人，大家都渴望回到台灣。日本人軍官在美軍指揮下負責安排一切。 在特別為撤離者和其行李而保留的車廂裡，我與一個正要回漢城的韓國少女攀談起來。我們都處於人生戲劇性轉捩點。這是一個嶄新的時代。我們不再是二等國民， 但卻不知道未來到底是怎樣的。朝鮮已得到獨立的保證，台灣人也被保證在新的、改進的戰後中國下獲得自由，而被交給蔣介石手中。與韓國少女通夜的交談，非常愉快而親密。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59。
我們於一九四六年一月二日黃昏時抵達基隆。仍然沒有父母的消息，也沒有什麼親朋來歡迎我們。 基隆的破壞程度令人驚愕，原來在琉球戰役期間，基隆市遭到百分之八十的破壞。它受到徹底的轟炸，以阻止日軍在那可怕的戰役中利用該港市。
下了船後，我們在碼頭僱了人力車，向一位有名的邱醫生的家出發。他是父親的同學和老朋友。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60。
如今我們發現在中國人經營之下，基隆與高雄之間，每日只有一班火車聯繫。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 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佔位子。 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 了。 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1-62。
此後數星期，親戚朋友來探望我們，我們也去拜訪他們。漸漸地，我從父親的言談中得悉日本投降、中國軍抵達高雄、以及其後公共生活迅速腐化的狀況。 無疑地，國民黨正在把我們拉低到與中國大陸混亂生活一樣的水準。父親在戰前從未參與政治，但在日本投降後，高雄的日本官員立刻找他，邀請他出來擔任地方委員會的主席，以便在中國人前來接管以前能夠維護地方的治安。他是受尊重的資深市民，日本人和台灣人都能夠接受他。與其他台灣人一樣，他很高興日人統治終於結束。儘管在日人統治之下，在經濟社會上有極大進步，有自尊心的台灣人莫不痛恨在社會和政治上所受的歧視。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台灣人領袖和學生一直不斷地在要求自治。一九四五年聯軍戰勝，美軍以廣播和傳單向台灣人保證戰後在中國治理下自由的光明前途。父親便毫不懷疑地接受這些保證，答應擔任委員會的主席，相信這樣可以協助實現這個光明的新時代。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3-64。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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