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8月2日 星期一

自由的滋味──我讀我見(7)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醫師
2010/06/30, Wednes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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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黨到現在2010年,還是不放心台灣人民高喊民主、自由、人權,因為不利於中國黨的領導統御,過去用武力來壓迫學者,現在用合乎程序「不公不義」的檢調司法為工具,只抓台派不抓中國黨的大咖。

忽然有人用力敲打房門。我們還沒來得及開門,便有七、八名便衣人員衝進來,轉動左輪槍,喝道:「舉手。」


當謝聰敏從床上爬起來時,被揍了一頓。他們命令我們站在一邊,然後徹底搜查整個房間。那時,我看到一個便衣人員從口袋裡拿出一張皺皺的我們的宣言。 那並不是印在我們所用質料較好的紙張上。我立刻猜到,那是第一個印刷廠老板利用謝跑到馬路上去等待魏的幾分間,匆匆盜印下來的。


在被捕的最初情緒激動的時刻,我們彼此簡單的交換了一些話,同意既然他們已知悉一切,我們將只說出有關我們行動的事實,不要牽涉他人。他們命令我們不准講話,除了服從以外沒有他途。


很諷刺地,我們發宣言要抗議的,是這個警察國家的特務組織,然而,我們卻因為對這個特務組織的認識不足和估量太低,終於被捕了。我們只是大學裡的知識份子,還沒有真正瞭解多少台灣人已腐敗到甘願為國民黨服務。
每一可鄙的線民都曉得他們可以領到獎金,所有的印刷廠都受到警告,要報告任何反常的生意,所有的旅舍都受命通知警察,任何可疑的人物或行為。我們天真的假設,印刷廠老板都遲鈍而未受教育,不會太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我們天真得沒有想到他們一報告,就可以領到一筆賞金。
彭明敏,1988,“被捕",《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45-146。

我說過,中國黨並沒有國家觀念,只有統治台灣,奴隸台灣人的作為,故過去之反攻大陸、反共抗俄到現在的「反獨促統」「聯共制台」「終極統一」,正說明一件事,ROC是中國黨拿來騙台灣人的工具。

PRC過去是中國黨的死對頭,如今還是敵人,PRC到台灣,ROC的「國」旗不見了,中國黨立刻表現一付「龜奴才」的樣子,貼向Beijing的Ass。


為什麼蔣介石仍然高喊「反攻大陸」?因為這個口號正是他延續政權,驅使人民的唯一手段。十五年來,他一直藉這一張空頭支票,宣佈戒嚴,以軍法控制了一千餘萬的人民,他所要的「反攻大陸」的把戲,實在是二十世紀的一大騙局。

國民黨官員何嘗不知道這個騙局不能持久,他們一面將自己的子女和搜刮而來的財富送往國外,準備隨時逃亡,一面扮作江湖郎中,把「反攻大陸」的延命丹餵給死在眼前執迷不悟的蔣介石。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1。

談到台灣人和大陸人,我們必需指出,蔣介石政權雖然在口頭上高喊「台灣人與大陸人必須攜手合作」,其實卻最忌諱台灣人和大陸人真正合作,所以極力挑撥離 間,無所不為。這種政策,在選舉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蔣政權分化台灣人和大陸人,使他們互相猜忌,彼此獨立,以便操縱與統治。因此蔣政權一直防範台灣人和大 陸人的竭誠合作,協力消除蔣介石的專制,實現民主政治。
雷震要求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的途徑時,蔣介石終於撕破了臉皮,不顧國內外輿論的指責,張牙舞爪地將雷震戴上紅帽子。蔣介石深知台灣人和大陸人合作實現之日,也正是他的政權瓦解之時。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3。

許多人以為台灣的土地政策是蔣政權的德政。其實,蔣政權實行土地改革的動機,卻是為了削弱潛在的反對力量。
從清朝以來,台灣傳統的政治領導人物,都來自地主階級。蔣介石深知政治人才的興衰對他的專制的影響,因此,先在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時屠殺了兩萬台灣領導人物,又在一九五O年實施土地改革,打倒傳統的政治領導階級。當然大陸人不屬於台灣地主階級,也是土地改革能實施的主要原因。由於蔣政權傾心消滅地主階級,地方力量終一蹶不振,而農民卻在農產品價格的抑制、無從逃避的重稅、以及肥料換穀政策的重重剝削下,每日為餬口掙扎而無餘力。
彭明敏,1988,“被捕"「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55。

阿扁受到政治迫害國際皆知悉,只敢講司法人權迫害的人,是太看不清楚中國黨的政治陰謀,我認為DPP或其他不挺扁的台派領袖,正陷入中國黨的醬缸之中。


我無休無止地被審問七十二小時以上。同樣的問題再三重覆地提出來。當場並無做什麼紀錄。但是我立刻察覺到我們頭上甘蔗天花板裝有錄音機,將一問一答錄音下 來,或者傳送到另一房間,由別人監聽。大約每二小時,便有另一批審問人進來替換,那個矮小沈默的則大多時間都在場。過了一段時間後,每隔幾小時便有一個自 稱醫生的中年人進來,帶著醫具,測量我血壓,聽診我的心臟。他在檢查我的時間中,審問就停,等到他點頭示意而離開後,審問便再繼續。吃飯時間,休息約一小 時。我吃的很少,想辦法利用這段時間睡覺,但五人審問小組總是又回來繼續審問。


在這無休止的審問過程中,漸漸有一個模式顯現出來。審問者似乎斷定我們準備宣言,只是一個大陰謀的一部份,後面有強力的後台在支持著,「誰在背後支持你 們?」,「有多少人?」,「什麼外國組織?」,「這只是你們的初步行動,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你們有外國的經濟援助,美國政府在後面不是麼?」, 「我們知道美國政府在所有國家都有特別單位,推翻他們所不喜歡的政府,如李承晚、吳廷琰等,現在輪到蔣介石?」


現在我了解經過了二、三天不眠不休的審問之後,實在沒有什麼必要再求諸肉體的酷刑了。犯人已經身心疲乏不堪,只要施以最輕微的苦刑,他就會讓步,會承認任 何事,簽名於任何文件。他會大叫:「讓我休息,讓我睡覺。我會說任何你們要我說的話,會簽名或懺悔任何事。讓我安息,不要再管我!」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67-169。

很久以後,我才知道因為我們的被捕而在其他地方所發生的事情。


凡對我們的逮捕有幫助的人,都得到很大的報酬。通報的旅館女服務生、盜印報警而拒絕印刷我們宣言的萬華印刷廠老板等,都獲得巨額賞金。替我們印刷宣言的赤 峰街印刷廠老板,事後也立刻向警察局報告我們的行蹤。據說,他拿到賞金之後,變得很害怕「共匪」的報復,在床頭上裝了一部電話,以備於緊急時可以打電話到 警察局求援。曾處理我們案件的治安人員卻獲得晉升。率領逮捕小組的警官晉升兩級,升任為分局局長,魏參謀也得到晉級和一枚獎章。還有其他許多人都得到嘉 獎。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1。

顯然,我失蹤了。大學新學期已經開始,但我未來授課,我還預定要到韓國參加漢城大學的一個會議,也應邀到泰國曼谷參加由一個宗教服務團體 (American Friends Service Committee)主辦的國際會議。警備總部繼續否認知道我的下落。紐約時報通訊員經一再詢問而仍不得要領後,終於告訴警備總部說,他有確切證據證明彭 明敏等人被逮捕,如果警備總部不宣佈此項消息,美國報紙將予以揭發。這才迫使他們,於我們被捕一個月又零四天之後,發佈一項簡短的正式聲明,說我們三人因 「從事破壞活動」而被捕。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173。

中國黨要打擊一個人很容易,要包裝造神更是得心應手,阿扁執政8年,中國黨就很成功的把阿扁打成「貪腐」,而把馬騜塑造成一位「好逑」「煙斗」「性慾強盛」的溫、良、恭、儉、讓。


造謠是國民黨不二法寶,他們利用軍隊、學校、各機關的黨務組織以及其他每一個可能的孔道裡,歪曲誣捏。他們召集無數的「彭明敏案檢討會」,佯稱要說明此案 真相,實則在會中顛倒是非,極盡誹謗和中傷之能事,如此,盡量在台灣青年學生眼中貶低我們的形象,同時用來嚇唬大陸籍人士:「這個政府也許不完美,但是如 果讓台灣人接管,我們都會被殺光了。」這是要聯合漸趨衰竭的大陸人士,以對抗台灣人日漸增強的正當要求。
隱藏在這些醜化運動的背後,實有國民黨的真正恐懼,認為如果多數大陸人與大多數的台灣人合作的話,國民黨必然瓦解,政府必然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4-175。

謝聰敏有一個弟弟,於我們被捕時,正是台灣大學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他撰寫並油印一份簡短的抗議聲明,分發出去。不久,他又再度利用油印,準備一份嚴厲批 評國民黨的文件。拿去分發。有兩位大陸籍同學參與此事。他們三人,終於被捕、被刑求。謝弟精神徹底崩潰,而發狂了。他半夜裡尖叫、有時陷入暴亂狀態,把所 有能拿到的東西,到處亂丟,最後被送到台大醫院精神科住院。有一次,他躲過守衛耳目,走出醫院一天未歸,弄得治安人員大起恐慌,在全島各地到處尋找,但是 後來他又自動回去醫院,他被關在醫院病房一段時間以後,又被押回監獄。後來經過軍事審判,判了三年半徒刑。他的一位大陸籍朋友被判四年,其他一人大概是被 送去管訓。


國民黨的「思想改造營」中,最可怕的是「綠島獄營」。那是台東東邊海上的一個小小的多岩礁島。在那裡大部份的政治犯所服的刑期大多是十五年或無期,幾乎都被外界遺忘。
按照國民黨的制度,如果有人被捕後發現是無辜的,他還是要找一個保證人才能釋放。同樣,一個人被判刑而服完刑期,必須找一個保證人出來,否則不能出獄。這對犯人來說,非常困難。誰敢去擔保一個被判重刑而已經有十數年沒有見過面的人?所以,在綠島有不少已服刑期滿,但因找不到保證人而仍被羈留的人。尤其戰後來台的大陸人,很多在台灣無親無戚,既無人為他們奔走,更無人願做擔保。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7-178。

我被帶到一排低矮木造營房中的一個小房間。裡面放一個木桌子,兩張行軍床擺在兩旁,也可權充椅子。壁上貼著印好的規則「肅靜」,另有一奇異的規定說,「不可同坐在一張床上」。


我進去不久,一個年輕的陌生人,剛洗澡回來。我們自己介紹。他是東海大學化學系的學生,名叫吳俊輝,台中市人。他被捕已經二年,同時被捕的近二百名,是個 「大陰謀」案件,所牽連到的幾乎包括每所大專及一、二所軍事學校的學生。成百的人被訊問,有的已被槍斃了。吳曾聽過我的名字,但看到我也被捕而與他共命 運,非常震驚和興奮。在過去兩年中,他被用刑,從一個單位轉到另一個單位,轉來轉去,既未送去裁判,也末受判決。他是被遺忘的政治犯之一。


吳俊輝是我所遇過的青年中,最富有理想的。我們談論一切,我們的家庭、社會、歷史、和台灣的將來。他在研究一種新的羅馬拼音,可將台灣話以現用的打字機和 印刷機表現出來,這樣可以與傳統的中文書寫切斷關係。他對蔣家的憎惡極不尋常。他認為自己可能被槍斃。但是如果不被槍斃,活下去的快事,是要親眼看著國民 黨和其政府的垮台。

彭明敏,1988,“偵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178-179。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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