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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source:《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一書，彭明敏之父母親） *粗體字為楊緒東醫師撰寫之書評
中國黨把國共鬥爭與KMT內鬥的樣版，帶到台灣，依樣畫葫蘆，搞得民不聊生，現在2010的馬騜，也想走回頭路，台灣資源的貧耗逐漸成形。
一九四五年十月， 消息傳來，中國軍將要在高雄登岸。父親被推選為歡迎委員會主席。這個工作後來變成一場噩夢。他受到通知中國軍將於某日抵達。歡迎的準備工作立刻進行，包括購妥爆竹、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建臨時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等。然又有通知說抵達日期延後了。準備好的易腐敗的食物不得不想辦法處分。同樣情形發生幾次，使得花費多幾倍。
美國軍艦緩慢地駛入高雄港囗，在沈船之間勉強地找出通道。日本當局命令等待遣送的日軍排列在碼頭，服裝整齊，紀律嚴格，準備向勝利的中國軍致敬。很多台灣人也好奇而興奮，到了碼頭幫助父親的歡迎委員會，並參觀這一盛會。
軍艦開入船塢，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 走下船來。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 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 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父親心想日本人不知對這些中國軍隊有何感想。他覺得一生中還沒有像這樣羞愧過。他用日語形容 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這些勝利的中國軍隊，是以鄉村的拉伕所組成，他們一點都不理解歡迎會是專為他們特別安排的（他們大概一生從未受 人「歡迎」過）。帶導他們的中國軍官既無致詞，也沒有向任何人表達謝意。不久，這些軍隊分散市區，開始掠奪，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
現在中國軍隊已經登陸，駐防軍也在高雄出現，較多的中國官員也開始冒險由台北南下。他們向父親徵求意見，又要他在接收時，代表台灣人。他立刻幻滅了。 每一中國官員首先要問的，千篇一律，都是「市府在銀行有多少錢？」。也許是任何政府都要問的問題，但這總是他們問的第一個問題，還有他們問話的口氣，父親和其他台灣人對此印象極壞。顯然，這些由台北來的小官僚，比普通中國兵也好不了多少。不久，他們穿起很好的衣服，強佔好的房子。他們為什麼能夠這樣，台灣人都心裡有數。他們都是強盜兼乞丐。台灣由北到南端，各式各樣的掠奪正在進行。在高雄閒蕩的士兵，乾脆由商店、住家和公路上，拿走任何他們想要的東西。高級官員由台北派來的新來者，在掠奪糖廠、倉庫、工廠設備和存貨。每天都有帆船裝滿糧食、廢鐵、機件、各種消費品，由高雄出發，載往大陸沿岸私自銷售。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3-65。
在這段時期，父親都處在矛盾的處境。因為忠於友情，他得協助正等遣送的日本朋友。但是他也知道新來的中國人正掠奪日本人，包括日本醫生的醫療用具和醫藥品。有權勢的中國人覬覦一份產業時，他只需控訴那個產業業主曾在日治期間與日軍合作過，就可以達到奪產的目的。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67。
到這時，大部份台灣人都已瞭解，陳儀的行政機關在台灣所做的承諾，很少是可靠的，而台灣與南京之間的聯繫也很混亂。我們決定儘量不要冒險。中國的大學制度 是從美國制度演變，以四年制和鐘點學分為基礎。日本的大學則由歐洲模式而來。我們細心研究中國大學有關法規，決定為保險起見應該依照中國法規，選讀所有必 修課程，以取得學位。這樣既不為難自己，也不為難台大當局。
我們一再與台大當局討論我們的問題，立刻發現他們不僅對自己院系以外的教育部規定不熟悉，而且根本不在乎。這也反映了陳儀政府的混亂和無能。他的教育主管 是在中國學界名不見經傳的小卒，他在台灣第一次公開演講時，很粗魯地說台灣人是落後的。其他有關人員對於大學根本不關心，因為大學裡沒有多少錢可以榨取。 大學怎樣做，對他們沒有多大興趣。
彭明敏，1988，“回到台灣和大學生活＂，《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68-69。
228大屠殺，殺出台灣人的建國意識，當時對祖國特別熱情的老實台灣人，就認為只要向中國黨人示好，祖國就能捍衛台灣人在台灣的權益，哪知道…
台灣的法律地位非常奇特。中國於一八九五年將台灣和澎湖割讓日本。日本讓島上居民二年時間選擇國籍。有數千台灣人選擇離開台灣或登記為中國僑民。可是，大 部份住民並沒有那樣做，所以其後五十年，他們的子女和孫輩在法律上是日本國民。他們如想移住中國大陸也可以做到。有些人做了，但是絕大多數都留在島上。在 日人統治之下，他們倒也得到法治的好處。日本警察非常嚴厲，往往很粗暴，而且日本殖民當局將台灣人當做次等國民看待。不過，在日本人的重整和引導之下，台 灣經濟有了可觀的發展，生活水準急速提高，在農工業技術、交通、公共衛生以及一般公共福利方面，在亞洲國家中，台灣已僅次於日本。 我們祖父母那一代目睹了這個僅在名義上屬於中國的島嶼，從落後、惡政和紊亂中，蛻變出來。他們並不喜歡日本人，但他們重視這和平的五十年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利益。在同一時期，在大陸的中國人卻在忍受著變亂、軍閥割據和內戰。
父親和我們這一代，成千受良好教育的台灣人始終支持台灣自治運動。他們首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組織起來，因為美國總統呼籲世界承認少數民族權利而受到鼓勵。 在整個一九二○年代，台灣人領袖不斷要求日本政府讓台灣人參與台灣的行政和立法，到了一九三五年，日本政府不得不開始讓步。由地方選舉成立地方參議會，投票權逐漸擴大。一九四五年初日本政府終於宣佈台灣人可與日本人享受同等的政治權利。
但是這已經太遲了。日本已面臨著戰敗的命運，年輕的台灣自治運動領導者已知道美國對他們保證於戰後在民主的中國可以得到新的生活。對台灣人來說，這意味著參與台灣政治各階層的自由，並選舉代表參與中國中央政府。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71-72。
日本人於一九四五年十月廿五日將所有公共和私人產業作成一份精確仔細的清單，交給陳儀。據估計，這些被沒收的日人財產，其價值約合當時二十億美金。在重慶和南京，蔣介石周圍的各派系，軍閥、官僚、黨工和蔣夫人家族的豪門組織，彼此激烈競爭，覬覦這富庶島嶼戰利品的控制權。 臨時省政府（長官公署）成立，蔣介石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在其周圍則精心安插了主要派系的代表，如陸軍、空軍、蔣夫人的集團等。宋子文曾僱用美國公司，為他私人調查台灣的工業資源，而這些調查隊遠在陳儀到達接受日本的正式投降和移交以前，便已抵達台灣了。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73。
中國大陸人傳統一向看不起台灣，認為只是一個蠻荒的屬地。新任的教育廳長抵達不久，向學生演講，便極粗魯不客氣地這樣說出來，因而激起憤怒的抗議。另一方面，台灣人則公開嘲弄這些新來者，因為他們經常表現出不熟悉現代器具和組織。 許多中國人古怪的事例，廣為流傳。他們不學習，便想開車，大概以為如果愚蠢的台灣人都會開車，他們為什麼不會呢？由大陸內地被拉來充軍的中國兵，對現代機器，一無所知。他們許多人不會騎腳踏車，而又偷竊來以後，將其背在肩上揚長而去。
一九四六年是幻滅日增的一年。在政府和經濟企業的各階層內，台灣人被解僱，以便安置陳儀組織的親戚朋友。 陳 儀的秘書長一口氣安插其親族七人在有利可圖的肥缺中。其中一人是負責數百萬美元的茶葉外銷。台中鳳梨公司，戰前的產量世界最大的，其新任經理是上海的基督 教青年會（YMCA）的秘書，從未看過一顆鳳梨植物。高雄新任的警察局長據說安插了四十多個親族領薪。農林專員企圖沒收東海岸的許多私人船隻，藉口那些船 隻在基隆政府監督之下可獲較好保養。其實，大家都曉得他的下屬正在那裡經營走私船隊。
一九四七年，緊張局勢瀕臨爆發邊緣。陳儀親族在公營機構有直接的利害關係。生產者被迫以一定的價格將其產物賣給公營機構，其後那些產品則以更高價轉賣於福建或大陸各地。財務、交通和工業主管彼此之間設計出一套複雜規則，使他們能完全控制並榨取台灣的經濟。任何外銷或進口都得付些稅金、佣金或其他費用。
在一段時候，我們這些攻讀法律、經濟或政治的學生，即三三會，繼續鑽研於書本和抽象的理論。我們雖未熱衷於實際政治，對於日增的危機，也無法完全矇蔽耳目。 蔣介石的官員將中國的濫權帶到了台灣。這種濫權使他在大陸的地位削弱，以至於垮台。到了一九四六年底，陳儀的官員急切在進行其無止境的貪婪。他們要在國民黨政府垮台之前，儘量養肥自己。
父親當時是高雄市參議會的議長，還未受到騷擾。但是他知道不少勒索和非法沒收台灣人產業的事件。 不少台灣人在過去五十年中，與日人合夥經營事業，任何無恥的中國人，若想佔有那些台灣人的有利產業，只要抓住機會指控「漢奸」即可。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74-76。
陳儀和其重要手下，不時向民眾廣播，要求大家保持沈靜，並說大家的改革要求是正當的，而會得到慎重的考慮。 但是我們卻開始聽到謠言，隔著一百浬台灣海峽對面的福建，已有大批軍隊聚集了。因此，委員會匆促地完成改革草案，知道如果國民黨軍隊真的開來台灣，陳儀將根本不理會改革建議。
整個星期，報紙除了定期發行外，還有號外，讓讀者知道委員會進行的情形，中山堂的會議也常廣播出來。三月初一個星期，市民所談論的全是這個話題。三月七日，委員會主席，與十七個地方的處理委員會討論後（我父親也是地方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將改革建議交給陳儀。
一些學生也擬就一份改革建議送交陳儀。他們在陳儀辦公室受到有禮貌的接待。陳儀的手下稱該建議很有用處，很有禮貌地請每一學生寫下他們的姓名住址。他們一派天真地照做了。
在這個時候，我的父親則在高雄身歷著一場殘酷的經驗。高雄是成立處理委員會的十七個城市之一，而父親被選為主席。在這不安的過渡期間，他們要負責維持法律和秩序，還要磋商改革建議，以供台北的中央委員會做參考。因此， 委員會決定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他的士兵再繼續射擊市民或威脅委員會。他的巡邏隊每看到台灣人集合在一起，便隨意射殺。父親率領的代表團是要前往要求彭孟緝撤退那些巡邏隊，而在地方領導者應陳儀要求而集會討論改革建議期間，將軍隊暫留住軍營內，不准外出。
高雄要塞司令部設立在一個能俯視全市和港口的山上。當我的父親和其他代表一進入司令部營地，他們立即被逮捕，並以繩索捆綁。其中一個代表凃光明，是一個衝 動的人，他是由大陸回來台灣，曾一度在蔣介石死對頭汪精衛之下做過事。此時，凃忽然破口大罵蔣介石和他所任命的陳儀。他便被帶離代表團，以鐵絲取代繩索捆 綁起來，鐵絲並以老虎鉗旋緊，直到涂痛極慘叫。經過一夜苦刑之後，涂被槍殺了。
父親和其他代表隨後又被繩索捆綁，在頸後打結，士兵不停地用刺刀指向胸部。他們也等待著隨時被槍殺。但是，在隔天父親忽然被釋放回家。這是因為彭孟緝出面干預，表示仁慈說：我們知道彭先生這個人是好人，我們沒有理由傷害他。
父親精疲力竭地回到了家裡。他有二天沒有吃東西，心情粉碎，徹底幻滅了。 從此，他再也不參與中國的政治，或理會中國的公共事務了。他所嚐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79-80。
在這數週內，死了多少台灣人，沒有人知道。 但一般估計是在一萬到二萬之間。處理委員會的委員首先失蹤。編輯、教員、律師、醫生等凡曾敢批評政府的人都被殺死或遭逮捕。那些曾攜帶改革請願書到陳儀辦 公署，而天真地留下姓名地址的學生們，都一一被找到，而被殺害。數周前曾代理膽怯的中國人警員而維持秩序的許多中學生也被殺死了。從此，一九四五年以後， 凡曾敢嘲笑中國人落後或批評政府腐敗的任何台灣人，都有性命危險。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82。
前任台北市長黃朝琴，因為在二二八事件中與國民黨合作，而得到擔任該銀行董事長的酬勞。政府擁有該銀行股份的半數以上，因此可以說是半官方機關，但是允許 黃朝琴專權經營，因此銀行幾乎變成他的私人事業。無疑的，我所以有這份工作，因為黃本人是父親的老朋友，他的妹妹又是母親的最好朋友，黃也把有錢的妹夫， 納入董事會，他與我也熟識。另一方面，我亦被聘為台大政治系助教，可以做研究並協助系主任處理系務。
要選那一職業，真是一個難題。銀行的薪水約有大學助教薪水的三倍，而且如果我的表現不錯，可以升遷得很快。但是我的興趣實在不在於商界。儘管如此，我先決 定進入銀行工作看看，而到初級實習班報到。有一個月之久，我每天都報到參加訓練。但是自己愈來愈清楚，我沒有興趣一生在銀行裡工作。高薪的誘惑力消失了。 三十天後，我自動辭職，回到台大當助教，如此，我的前程確定了。
彭明敏，1988，“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變＂，《自由的滋味－彭明敏回憶錄》，前衛，台北市，pp.84-85。 （未完待續，撰於2010/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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