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7月24日 星期四

周恩來—老二哲學探討.評周恩來的管理藝術(2)

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文化大革命老毛任內死了五千萬人,周恩來處逆境對毛澤東無可奈何,而處各方交衝之時,心中十分痛苦。

「文化大革命」中,一大批黨和國家的開國功臣被打倒、被批鬥,周恩來痛心疾首,他的心在流血。雖然他身為國務院總理,但他深知,憑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制止這場動亂的,自己所能做的,就是盡最大的努力,多保護一些被打倒的黨和國家的棟梁之才。一旦條件成熟,立即讓他們回到黨和國家的領導崗位上。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48。

不失時機用英才,這裡的「時機」,既包括「時勢」,又包括一個人「風華正茂」之「時」。所謂「時勢造英雄」,是說的形勢需要某種人才,而這種人才又恰逢其時,便可以大顯身手,「方顯出英雄本色」。對於一個人來說,他縱然才華橫溢,也並非終其一生,始終如一,不失時機用英才,就是要居於當其「風華正茂」之「時」,委以重任。

人家風華正茂,才華橫溢之時不用,等到耄耋之年,智盡才竭,想用也為時已晚。周恩來歷來反對論資排輩,就是因為,這樣排來排去,鬍子都等白了,原有的才幹也衰退了,豈不是誤才誤國之舉嗎?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51。

「信而不疑」是一種強大的凝聚力。因為信任從來都不是單方面的,你給別人以信任,才能換來別人對你的信任;你的信任有多深,別人報以信任就有多深,這種以信任換回信任,從而達到相互信任,就成為一種凝聚力。

周恩來作為一個高層管理者,他對下屬的不可動搖的信任所形成的強大凝聚力,是沒有什麼力量能消解得了的。「信而不疑」又是一種深層的激勵力,古代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謂「士為知己者死」的說法,剔除其中的封建糟粕,仍然可以從中領悟出一個顯而易見的道理:只有管理者真心實意地信任你的下屬,下屬才有可能全心全意地為你負責,全身心地去完成你交給他的任務。

當然,對一個人的不可動搖的信任,是以對這個人的透徹瞭解作為前提的。「信人」必先「知人」,不「知人」就去「信人」,這種信任是盲目的,而且是危險的,因為不知人而信人,就有可能輕信了不該信任的人,甚至小人、壞人,這就不是「智」,而是「愚」了。

周恩來從不輕信一個人,他「信而不疑」的,都是他透徹瞭解並經歷過嚴峻考驗的人。正因為他知人知得深,才能夠信得篤;也因為他知人知得深,看得準,信了值得信賴的人,所以被信任的人總是沒有辜負他的信任。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55。

有句老話,叫做「創業用人才,守業用奴才」。這句話在封建時代也許是適用的,因為封建帝王打得天下也就大功告成了,而以手工工具為技術基礎的封建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缺少競爭,發展緩慢,「守」這種「業」並不需要開拓型人才。

到了資本主義時代情況已有所不同。資本主義是商品經濟的社會,競爭激烈,一個企業要在激烈的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必須選用開拓型、創新型人才。所以一些精明的西方企業家,為了企業的常盛不衰,寧肯高薪聘請有才能的人,也不用平庸無能的親屬。

社會主義事業是開創性的事業,更需要開創型的人才來承擔,來完成。所以,不要老是把那些有真才實學,善於獨立思考,勇於改革創新的人看成是「不穩當」、「靠不住」的人。這種人才觀,實在是與改革創新的時代節奏格格不入的,周恩來不要循吏的呼聲,就是樹立新型人才觀的基礎。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57-58。

能夠以栽培人才的方式,讓人才有表現的機會,就是真正老大的氣度。

「1930年7月,周應邀向蘇聯黨代表大會發表講話-這是少有的榮譽,而且是第一次給中國人以這種殊榮。……一位同志回憶說,『史達林對他非常欣賞,讚揚他在處理軍事和情報工作方面的一貫優良成績,並誇獎他的才能和政治眼光。』……俄國人指望他在9月在上海舉行的中央委員會會議上改組中國黨的領導。瞿秋白正在籌備這次會議,但沒有周,……瞿是會議主席,而周帶著他的一貫特性成為第二把手。」

關於這次會議中周恩來的表現,聶榮臻元帥回憶說:「恩來是這次全會的實際主持人,但他很謙虛,總是把秋白推到前台,讓他主持會議,做報告,發表結論性意見。因此,三中全會使瞿秋白同志成為黨中央實際上的主要領導人。恩來這種沒有個人私心的謙讓精神,令人欽佩。」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60。

在1935年1月15日至17日舉行的遵義會議上,周恩來「坦白承認了包括自己在內的領導們的戰略錯誤。」不等別人說話,周就接著建議毛澤東接管紅軍領導權,他本人退出軍事委員會。韓素音寫道:周坦率地告訴同志們,毛澤東的觀點正確,我們應當聽他的。自古以來人們就知道,一個好的管理者應該是選賢任能而不是妒賢忌能。即使是剝削階級的管理者,為了整個階級的利益,也能夠程度不同地做到選賢任能,反對妒賢忌能。但是,剝削階級的階級侷限性,為他們的「選賢任能」設置了一道最後的界限,不能超過自己!這一點,即使是那些最善於用人的傑出人物也不能例外。

事實上,他們一方面愛才,另一方面又怕「才」,怕駕馭不了比自己更有才能的人,從而危及到自己的統治地位,周恩來超越了這種侷限性。如果說選賢任能還是妒賢忌能,是一個好的管理者還是壞的管理者的顯著區別,那麼,歡迎更有才能的人超過自己還是不允許這樣的人超過自己,則是一個偉大的管理者和平庸的管理者的試金石。

周恩來用他一生的實踐表明,他總是滿腔熱忱地歡迎別人超過自己。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用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62。

政治行為不為民粹,不為己私,有為有守,觀乎阿九政權令人失望。

1952年,在莫斯科,周恩來在審閱準備提交蘇聯政府討論,以便供援助的「一五」計畫(草案)及總說明等幾本小冊子時,發現一份數字核對不上。他當即在電話中嚴厲批評了計畫綜合工作的同志:「像這樣的差錯和疏忽不能允許!一個年輕人要對自己經手的工作,絕對地負責任。」

第二天,周恩來來到代表團駐地看望大家。在午餐桌上,他親自斟滿兩杯酒,走到昨天批評過的那位同志面前,遞給他一杯,慈愛地說:「昨天我批評了你,以後要細心一些嘛!不要把這麼重要的數字搞錯!來,現在我敬你一杯酒,祝你今後工作得更好。」就這樣,一席話,一杯酒,一下子就緩和了一天前那件不愉快的事情造成的緊張沈悶的氣氛。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勵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71。

據說,在「文化大革命」人妖顛倒的時候,耄耋之年的毛澤東,在「四人幫」緊鑼密鼓掀起批「周公」,揪「現代大儒」,把矛頭直接指向病入膏肓的周恩來的情況下,曾經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反周民必反。」不久,周恩來逝世。

果然,全國億萬人民群眾痛悼「人民的好總理」,奮起反擊「四人幫」的倒行逆施,終於導致其徹底垮台,歷史向這位素以高瞻遠矚著稱的戰略家,表示了最後一次的尊重。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勵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83。

周恩來有時非常計較「小事」,一分錢、一把糖、一包雞毛菜,……總而言之,他不佔公家一丁點兒便宜。在他身邊工作的同志見怪不怪,久而久之,耳濡目染,潛移默化,也都養成了廉潔奉公、不貪便宜的良好品質,可見,「小事」的作用不小。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勵人",《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144-145。

到處有四人幫,台灣阿九幫當紅,台灣國鄉親要能保護為台灣建國犧牲的人物。

「四人幫」被粉碎之後,有一次,義大利著名記者奧林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在中國有這麼一個人,他在任何時候都沒有被打倒過,這就是周恩來總理。」

鄧小平意味深長地說:「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處的地位十分困難,也說了好多違心的話,做了好多違心的事,但人民原諒他。因為他不做這些事,不說這些話,他自己也保不住,也就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減少損失作用,他保護了相當一批人。」

沒有周恩來的「中和」作用,林彪、江青的觸角就會伸向一切領域,那不知要死多少人,國家財富將會蕩然無存。在毛澤東冷靜時,周恩來極力進言;在被迫害的老帥們過份衝動時,他也能勸他們講究點策略,不要魯莽從事。他是真心實意救困扶危的,在那樣的特殊條件下,他只能如此,也唯有如此,才對人民有利。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協調",《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p.149-150。

為顧全大局作正確的判斷。

周恩來告訴他們,「西安事變」抓住蔣介石,不同於10月革命逮住克倫斯基,也不同於滑鐵盧擒拿了拿破崙,前者是革命勝利的結果,後者是拿破崙軍事失敗的悲劇,現在蔣介石雖然被抓住了,可是他的實力並沒有受到損失,在全國抗日高潮的推動下,逼蔣抗日是可能的。現在大敵當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正嚴重地威脅著我們國家民族的存亡,我們要愛國,就要從國家民族的利益考慮,不計個人私仇。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協調",《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152。

一天,周恩來在上海和陳毅、白楊等談話時,一位同志熱情地說:「總理,您給我們寫一本書吧!」周恩來笑了笑,很明快地說:「如果我寫書,就寫我一生的錯誤。」又風趣地說:「這可不是盧梭的《懺悔錄》,而是要讓活著的人都能從過去的錯誤中吸取教訓。」

1965年元旦下午,周恩來在百忙中抽出時間接見文藝界人士。在座談中,有位同志談到想請總理看看《八一風暴》時,周恩來卻微笑著反問:「聽說那個戲還涉及到我?你們為什麼不寫我的錯誤呢?沒有和農民運動結合嘛!」「我那次領導失敗了,又不批評我,我就不看。」

周恩來是人,不是神。他一生中有過失誤,也犯過錯誤。但他襟懷坦白,嚴於律己,對自己的缺點和錯誤從不隱瞞。大一點的錯誤,他真心誠意地做檢討;對小的錯誤,他也不敷衍了事。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律己",《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201。

周恩來有個未出五服的堂兄。抗戰時,曾幫助中國共產黨建立電台,後仍留在鐵路系統工作。1953年,因歷史問題和經濟問題被判刑勞改,有關部門知道後,想給以照顧,周恩來不同意,說他有舊思想,應該在社會上好好鍛鍊、改造。周恩來給親屬規定了「十條家規」:

一是,晚輩不准丟下工作專程來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順路時去看看。二是,來者一律住國務院招待所。三是,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總理代付伙食費。四是,看戲以家屬身份買票入場,不得用招待券。五是,不許請客送禮。六是,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七是,凡個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別人代辦。八是,生活要艱苦樸素。九是,在任何場合下,都不要說出與總理的關系,不要炫耀自己。十是,不謀私利,不搞特殊化。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律己",《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205。

他時而同林彪、「四人幫」針鋒相對,時而有利、有節地部分忍讓,更多的時候,他以沈默表示自己的抗爭,在忍辱負重的苦苦周旋中,等待歷史的轉機。

林彪、江青一夥幾乎在每次會議上都對周恩來進行集體圍攻,出難題,找岔子,羅織罪名,無限上綱,搞無休止的糾纏,這對周恩來不能不是一種極大的精神折磨。但是,周恩來忍辱負重,始終堅守崗位,絕不給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以可乘之機。對於這一點,不僅許多一般的同志不理解,甚至有些與他並兼戰鬥了幾十年的老戰友,當時也不完全諒解。

譚震林曾在「二月抗爭」中反擊江青的一封信中不解地表示:「總理,已被他們整得夠嗆了,總理胸襟寬,想得開,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時?」對於同志的誤解,周恩來不做任何解釋,而是一如既往地向著自己認定的目標頑強地走下去,他堅信人民和歷史最終會理解自己的。
劉涇山、時學軍、張偉,1993,"用人篇-自制",《周恩來的管理藝術》,新新聞文化,台北,p.202。

結語:阿九當政會引發許多私利現象,就是吃相難看,他還是會行事自若,不理會台灣國的選民,只是我們這些付稅的人心有不甘,會不會起而抗衡,須等待適當能量,我想E世代的力量漸漸興起,未來四年(2008~2012)會有網路整合的現象,本會台灣聖山運動,一腳一腳穩定前進,要成為台灣建國的動脈,凡我同修宜修持台灣神道,不懼不憂,台灣神與我們同在。
(撰於20080714)


延伸閱讀:周恩來—老二哲學探討.評周恩來的管理藝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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