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台灣大地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楊緒東
老百姓覺醒沒？絕大民意的支持方能成事，台灣的處境，不如南韓，主要在於外來政權的力量，還能迷惑眾多的台灣奴隸。
盧泰愚當選之際，對於前朝全斗煥一夥新軍部勢力所犯下的政變奪權與大屠殺的國家暴力罪愆，原本並不打算清算，因為一則他自己也是新軍部勢力的核心份子，參與了政變，再則因為他是全斗煥的接班人，繼承了第五共和與民主正義黨的遺產與使命。如果清算全斗煥，勢必也會清算到自己，極可能因而「動搖國本」。
但是由於他當選只獲得三成六的支持率，少數政府自然使他領導的權威性不足。 朱立熙，2007，"清算過去－事件後的發展"，《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89。
社運團體對文人的金泳三政權的抗爭訴求，不再像是要求「盧泰愚政權下台」，而是改以訴諸法律性與制度性的作為來追究真相、懲處主犯，而能夠得到相當廣泛的民意支持。
到了1994年春，全國主要的激進派與穩健派社運團體，包括學運、農運、統一運動、弱勢、人權、律師、教授等團體，共同組成「追究518真相暨傳承光州抗爭精神國民委員會」，要求對光州問題要以原則性與積極性態度來解決。 朱立熙，2007，"清算過去－金泳三政權時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00。
金大中矢言要成為「人權總統」。和過去兩任總統對過去清算一貫採取消極與保守的姿態不同，金大中本身就是國家暴力與蹂躪人權的受害者，又曾經以內亂罪被判處過死刑，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權沒有道德正當性的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使得清算過去的作業，可以從一向的衝突結構中脫胎換骨。這也意味著，他將可以從國家層次建立制度性與法律性的機制來遏止國家暴力的再發生。
金大中上任後，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疑問死真相追究委員會」、「民主化運動補償審議委員會」等制度性的機構，來具體落實人權的保障與過去的清算。儘管金大中積極主導這些工作，但他也受到一些制約。
金大中標榜的「國民的政府」，是與前軍部勢力的金鐘泌的「自民聯」結盟才能夠勝出；即使他聲言「地域等權論」，要平衡地域落差，但不免遭致政治報復、刻意冷落其他地方的批評，而使他揮灑的空間受到了侷限。為了妥協於政治現實，金大中特赦了全斗煥與盧泰愚這兩位被判處重刑的前總統，他也決定以國庫補助「朴正熙紀念館」，這些都是為了安撫前朝勢力的動作，也顯示了他所受到的牽制力量不小。 朱立熙，2007，"清算過去－金大中政權時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p.105-106。
國會所通過的法案，能合乎民意就代表國會存在的價值，中華民國體制操弄台灣人民，台灣要有如南韓的清算與平反，必先打破中華民國的體制。
金大中是在面臨必須獨力求生之際，才開始促進以制度性機制來清算過去。不過，由於他是少數政府，又遭到大財閥與保守媒體、強勢在野黨所組成的反改革聯盟的抵制，使得金大中的改革遭到不少阻力與侷限。
2000年10月17日，直屬於總統的「疑問死真相追究委員會」正式成立，開始調查對抗威權政權的民主化運動中離奇死亡的案件。在此之前，1999年12月國會通過了「疑問死真相追究特別法」，以及「民主化運動關聯者恢復名譽及補償之法律」，並據此成立了「民主化運動補償審議委員會」，展開具體的補償作業，到2001年底為止，經過兩階段的申請，一共受理了10,807人的案件，對於清算過去的作業，算是相當可觀的成績。 朱立熙，2007，"清算過去－金大中政權時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07。
儘管金大中政權對保障人權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但一向被人權團體所詬病的「國家保安法」仍無法廢除，無疑是一大憾事。 朱立熙，2007，"清算國去-金大中政權時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台北，p.108。
南韓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建國，其間經歷了朴正熙與全斗煥兩次軍事政變，長達27年的軍事獨裁統治，將軍事威權文化與軍人性格深植於政治文化與官僚體系之中。要在民主化之後的這麼短的期間之內，清除掉如此深植的軍事威權文化，並不容易。所以，經過盧泰愚轉型到金泳三的過程中，韓國的軍隊能夠徹底國家化，服膺於文人的統治，應該是第二個值得肯定的因素。 朱立熙，2007，"清算過去－成效分析"，《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p.109-110。
戰後統治南韓的領袖，皆由美國軍政府所欽定，美國的民主活動，只及於南韓的一人一票選舉方式，可是操控選民的運作，美國會積極的介入，阿九的當選又如何……
如同刺殺朴正熙的金載圭在絞死前的遺言：「我的背後是美國。」留給世人撲朔又迷離又無限想像空間的謎題一樣，美軍在光州大屠殺的角色，究竟是「默認」、「旁助」還是「背後主導」？
光州大屠殺的悲劇，導致南韓人民的「反美情結」（或稱「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從此開始滋生、發酵、擴散，乃至全面化與大眾化到全民、全國的層次，則是不爭的事實。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p.114-115。
光州大屠殺讓包括過去是親美溫床的全羅道民眾以及大韓民國人民終於領悟到歷史的冷酷：「盟邦是不存在的。守護與發展我們的國家，除了自己的力量之外，是別無依靠的。」對美國的認知轉變為反美主義的決定性契機，也是光州抗爭的另一個意義所在。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16。
美國在光州事件的角色，無疑是1980年代南韓開始的反美運動的濫觴。當時的卡特政府雖然標榜所謂「捍衛民主與人權」，並以「人權外交」來推動國際關係，但美國更重視的其實是自己的國家利益。當美國在國際事務上，面臨「民主」或「安全」的選擇之際，他會衡盱情勢來作決策。光州抗爭當時，很顯然卡特政府選擇了「安全高於民主與人權」的決定。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美國的角色爭議"，《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17。
經過光州事件的教訓之後，韓國人認為，卡特政府是對外喊「人權外交」，對內則喊「安全外交」。但是伊朗人質危機迫使他緊急轉變方向為徹底的「安全外交」路線，也因此美國寧願接納「親美獨裁政權」，而不管他對人權的蹂躪或反民主的作為，因為美國不能坐視盟邦被蘇聯共產陣營吸納過去。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美國的角色爭議"，《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21。
美國既然支持全斗煥政變奪權，就沒有理由不繼續支持他靠殺戮鎮壓來鞏固權力。這還可以從另外一個事例得到佐證，也就是因為美國有在背後的強力支持，所以全斗煥被判處死刑之後，卻又改判無期徒刑，最後還被赦免釋放，而能夠苟活到今天。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美國的角色爭議"，《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24。
直到1980年光州抗爭悲劇的發生，反美情結以知識份子與大學生為中心開始滋生。接著，1982年釜山美國文化中心縱火事件、1985年漢城美國文化中心被佔領示威事件的發生，以及1986年開始蔓延的反核、反戰運動，乃至於韓國是否為「美國殖民地」的論戰等，展開了意識型態化的組織性反美運動。到2000年代初，組織性的反美運動更成為全國性的全民運動了。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無反美情結時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25。
台灣民眾不必反美不必親中，台灣人要走自己的路，民主、法治、人權的民間教育，不得偏廢。
學生將美國定位並批判為帝國主義，並非只是因為雷根政府對全斗煥政權的支持，也與民族統一的民族主義認知有極深的關聯。到1986年，美國仍持續支持全斗煥政權，並施壓要求韓國開放市場，以及韓國民族主義的覺醒，使學生運動公然揭示反美主義。於是，大學生對美國的批判轉變為「民族解放、民眾民主革命論」；他們認為，韓國社會的根本矛盾，是韓國民眾與美帝國主義者之間的矛盾，而將意識型態性反美主義予以體系化。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反美情節滋長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32。
不過，一般韓國人反美情結的擴散，與大學生意識型態化的反美主義不同，他們是受到1980年代初以來，美國對南韓產品的進口限制，以及施壓要求南韓開放國內市場，引發南韓人民的「經濟民族主義」情結。從當時起，美國要求開放的不只是農工產品的進口，還包括保險、廣告、金融等服務業的市場；其中以美國最具優勢的農產品開放進口的壓力，最讓韓國人反感，反美情結的全面擴散就是導因於此。因為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之後，勢必造成韓國農家收入的銳減，農村的荒廢也讓一般人民擔憂，反美情結於是節節升高。這種貿易戰爭導致一般韓國人的反美情結，其程度並不遜於激進的大學生，連農民也因而強烈反美。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反美情節滋長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p.134-135。
1980年代可說是韓國人的「美國觀」大翻轉的10年，除了光州大屠殺事件是直接的導火線之外，韓國人在經濟蓬勃發展之後自信心的提升，以及貿易摩擦導致民族意識的高漲，1988年主辦漢城奧運提高了南韓的國際地位等因素，都使得反美意識與民族自尊交相衝撞，而形成彼消此長的現象。反美情結從滋生到加溫增長，為1990年代之後成為大眾化的「全民反美運動」奠下了基礎。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反美情節滋長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36。
反美運動在這些議題的鼓吹之下，開始形成「為生存權而反美」的新共識。這其中還把駐韓美軍基地所使用的7,300萬坪土地的所有權問題，以及軍事基地土地的污染與噪音問題，結合到一般人日常生活與環保問題等層次的全民反美運動。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反美情結大眾化時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39。
美國建國的價值必須公天下，不可以國內、國外各有一套，美國太注重國家利益，反而喪失國家價值；中國的崛起手法細膩，善於玩弄和平假相。
美國的邪惡印象成為民主國家的負數。
不過，如果從美國的立場來看，為了扶植全斗煥這個親美反共的軍人獨裁政權，它所付出的代價不可謂不小。從1945到1976年間，美國一共對南韓提供了125億美元的援助，其中68億美元是軍事援助，57億美元是經濟援助；1950年爆發的韓戰，在3年的慘烈戰鬥當中，美軍共有33,635人死亡，115,152人受傷，而且一共投入了150億美元的戰爭經費。這些有形的龐大支出，好不容易才維持住南韓的反共親美政權，卻在1980年的光州大屠殺而被完全抹煞了，讓整個韓國從最親美變成最反美、對美國最批判性的國家（Pew Research Center,2002.12.4），這個代價是不是值得，就看美國人自己怎麼算了。 朱立熙，2007，"反美情結－反美情結大眾化時期"，《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44。
台灣的228發生在1947年，南韓的518光州事件發生在1980年，時間雖然相差了33年，但是兩國當時都同屬冷戰體制下的國內外政治架構，也同處於美國所代表的民主陣營在西太平洋防線的重要戰略據點，與美國共同協防圍堵中國與蘇聯的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張，都是當時無可逃避的責任。
儘管戰後「民族自決」與自由民主主義的潮流同樣席捲東亞，對台灣與南韓同樣有所啟發，但是在嚴峻的冷戰體制下，兩國都以「反共」做為戰略優位；「民主」與「人權」不是被棄置，就是被刻意忽略，才會讓統治集團濫用國家暴力而造成悲劇。 朱立熙，2007，"518 vs. 228"，《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46。
韓國從「李氏朝鮮」的500多年歷史以來，朝鮮半島就是以獨立國家的地位而存在，其間雖屢有地域情結引發的黨爭，以及36年的亡國、淪為日本殖民地，但國家的認同並未改變。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蘇列強主導下分裂為南北韓兩國，但其人民對自己的國家認同也沒有改變；雖有外國勢力介入，但並未影響及主權，也就是並未受到外來政權的宰制。
因此，韓國人對於戰後發生的兩次悲劇：1950年的韓戰與1980年的光州事件，都是以「同族自相殘殺」的悲劇視之。不同的只是，前者是基於政治意識型態與體制的不同而引發；後者則是政治軍人為了個人野心、為了政治權力而殺人，以及強權為維繫反共親美政權路線所造成。 朱立熙，2007，"518 vs. 228"，《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p.152-153。
讓台灣人更不能接受的是，中國來的新統治者，並不將台灣人視為同胞，反而當做是戰敗國、敵國的遺民。中國派來的官員，以征服者的姿態來到台灣，並且帶來了中國政治文化裡的劣質稟性，包括貪腐、劫掠等土匪行徑。於是受到中國官員以族群優越感欺凌台灣人的情景所衝擊，這股反彈情緒便形成為集體意識，而展開抗暴的鬥爭。 朱立熙，2007，"518 vs. 228"，《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p.153-154。
國家制定法律由法律來轉型正義，則是真正的民主和平作法，韓國的情形少了外來政權，少了虛無龐大的中華體制，人民奮起的力量，就足以影響大局，何況南韓人民對是非的堅持令人欽佩，其硬底子的性格，就是犧牲生命，亦在所不惜。
從1994年5月，光州事件受害者第一次向法院提出告訴，控告全斗煥等35名政變與大屠殺事件的相關主事者。當年10月底，檢方裁定雙十二政變是「有軍事叛亂的嫌疑」，但做了不起訴處分；1995年7月18日更基於「成功的政變無法處罰」的邏輯，做出不具公訴權的裁決。也就是說，檢方放棄被告起訴的權利，要留待歷史的判決。檢方如此的立場已經較前一年的裁決先例有所推進，但仍固守「認定有罪，但無法司法處理」的立場。
當時司法當局會做這樣的裁決，其實是衡諸內外情勢而做的「政治妥協」。但是後來在社運團體的強大抗爭壓力之下，同時為了挽救聲望，金泳三政府不得不改變立場，開始推動「歷史導正運動」來揭發真相並處罰主謀者。當年12月間國會通過「518特別法」之後，整個清算與平反的情勢大逆轉，讓檢方重新展開調查作業有了法源依據。隔年年初，才會有將全斗煥與盧泰愚兩位前總統收押起訴的震撼性動作，最後「有罪」判決定讞。
絕大多數的韓國人相信，金泳三政府時代的「歷史導正運動」對韓國民主的深化有極大的貢獻。
到了金大中政府時代，成立了「國家人權委員會」、「疑問死真相追究委員會」、「民主化運動補償審議委員會」等制度性機構，來具體落實人權的保障與過去的清算；同時，也能夠有效遏止國家暴力的再發生。
2005年11月23日，盧武鉉任命釜山出身的天主教神父宋基寅擔任新成立、直屬總統的「為求真相與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的委員長。這個委員會是根據當年5月國會立法通過的「為求真相與和解之過去史整理委員會」而於2005年12月1日正式成立，委員長相當於部長級的待遇。67歲的宋基寅神父被任命出任委員會的原因，是他一生獻身民主化與人權運動，為落實社會正義與清算、克服過去，理念與意志力堅定透徹，對於受到不當公權力迫害，以及侵害人權等真相的追究，宋神父一向不遺餘力。 朱立熙，2007，"結論－清算過去的重要性"，《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p.173-175。
轉型正義必有阻礙，面對舊勢力的反撲，民間領袖人物不可以有「私己」的野心，決不能被懷柔、被收買，絕路中的絕死乃唯一之路，慘烈的事故才會刺激人民的覺醒，台灣的外來族群，不肯為台灣民主建國背書的當下，台灣人如何走下去……
菲律賓在民主化初期，民間政治菁英與社會團體的政治改革意志相當強烈，但是這些政治菁英卻不斷受到軍事菁英的威脅，以致於因為軍方持續介入政治，使得政治菁英清算過去的意志遭到削弱。
韓國則是在社會團體的強大壓力，以及在野黨恢復政治結盟之下，在金泳三政權時期將兩位前總統收押並受到司法處罰；接著，在金大中政府時期，更以制度化規範來防止國家暴力導致人權受侵害的情事。
韓國的經驗證明了，民間政治菁英與社會團體所採取的積極並徹底清算過去的策略，並不致損及民主化的安定性，反而是鞏固民主化的決定性功能。 朱立熙，2007，"結論－清算過去的重要性"，《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81。
韓國將行使國家暴力蹂躪人權的軍部領導人移送司法審判，使得與威權政權合作的情治機關與威權官僚等的威信，馬上遭到斲喪。而且，此舉也讓軍方菁英回歸軍營裡，服從文人的統治，而不再是無可節制的權力集團，對民主化的落實自然也功不可沒。 朱立熙，2007，"結論－清算過去的重要性"，《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82。
所以，韓國的事實與經驗證明，成功清算與解決過去威權時代的國家暴力與人權侵害問題，才能夠對民主政治的發展有肯定的影響。結論雖然簡單，卻很重要。 朱立熙，2007，"結論－清算過去的重要性"，《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84。
反而是東南亞的菲律賓與泰國，由於瞻前顧後、不敢放手清算過去，終至陷入進退維谷或惡性循環之中。這些國家的過去既未清算、民主機制也無法充分鞏固，還讓威權餘孽繼續在政壇煽風點火、蠢蠢欲動，更嚇阻了民主政權在將來的再出現。 朱立熙，2007，"結論－清算過去的重要性"，《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從韓國518看台灣228》，允晨文化，台北，p.185。
後言：2008阿扁為了拉法葉軍人集權貪污事件，受到軍頭雷學明的控告，出庭時遭到老芋的肢體傷害，表明的就是看不起「曾為奴隸的台灣人」。
阿九執政強烈親中，形成一股中國黨的傲慢，未來台灣國與中國黨兩極化的現象，會在文化、經濟、政治認同……各層面逐漸激化，台灣國人民不要求中國黨的阿九能推動台灣建國，但是為了避免「族群內鬥」，阿九必須堅持民主、自由、人權、法治。
(撰於20080726)
延伸閱讀：國家暴力與過去清算—我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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